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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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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於1897年在上海成立，迄今依然在中國內地、台灣與香港三地繼續運作，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展最為悠久的出版機構，它在傳播知識、啟蒙國人、培育人材上的成績，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本書作者亦肯定上海商務印書館的重要性，她說「成立達一百多年的商務印書館，由一私人的印刷作坊起家，卻在中國清末民初及近代的文化發展歷史上，締造許多令人驚異的成就與紀錄。它是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民營出版機構，它的出版成就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重要組成；而它對企業的經營方式，也是中國近代大型企業的楷模；它對中國近代圖書出版文化範式的建立，也是主導者。」（頁1）既然商務的成就突出，一定吸引國內外學者注意，並且透過不同的角度，探討清末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的歷史。《商務印書館：中國圖書館發展的推手》一書選擇從圖書館學發展角度，剖析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成長的關係。 本書內容除〈前言〉、〈結論〉外，另有五章。作者在〈前言〉中首先分析商務印書館成功的原因，同時亦強調其對推動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作出貢獻。鑑於中外學者對商務與中國圖書館業的關係探討不多，作者決定對此進行補充，而書中的探討課題包括：（一）商務投身圖書館事業的原因；（二）商務的圖書館事業發展歷程及其影響；（三）圖書館事業在商務中的地位；（四）商務成員對圖書館業務的看法。至於本書寫作主旨，就是「擬以商務發展歷史的前半為期（約自創立1897年以來至1949年為止），探究它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全貎。期能透過圖書館事業的視角，更加瞭解商務這家老店在文化、教育以及出版事業方面與圖書館事業間的互動與關聯。」（頁7） 第一章〈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論述清末民國中國圖書館歷史，原因是「探討商務在圖書館事業方面的成就與影響，不能忽略清末民初以中國為背景的新式圖書館發展與舊式藏書樓衰落的歷程。商務的成立、發展與茁壯時期，正與近代圖書館發展時期完全重疊。因此探討商務的圖書館事業──涵芬樓與東方圖書館前，不能忽略其背後大環境的發展歷程。」（頁8）「圖書館」的英文名稱是「Library」，原來是拉丁語，作者追溯該中文名詞傳入中國及其普遍使用的時間，並指出圖書館與藏書樓的區別。近代中國的圖書館業發展，在兩次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清末新政、民國初年，以及新文化運動時期，經歷了不同變化，本章闡明各個時期的轉變。早在明末清初，耶穌會教士已在北京成立圖書館，不過影響不大。鴉片戰爭以後，基督教傳教士開辦若干圖書館。王韜、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倡議變法，他們均支持圖書館的設立，部分更加身體力行。二十世紀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倡導地方成立圖書館，引發中央及地方政府興辦圖書館的熱潮。1912年，清朝滅亡，民國建立。國人仍熱心圖書館事業，成立多所通俗圖書館，服務對象是一般社會民眾。新文化運動時期，國內發生了「新圖書館運動」，刺激圖書館數目的增加，對圖書館的管理進行革新，向美國圖書館學習。作者認為隨著圖書館數量上升，對不同類型書籍的需求自然大增，大大推動了國內出版業的發展。商務印書館是國內的重要出版機構，對「新圖書館運動」積極回應，編印多種古籍叢書如《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並且出版《萬有文庫》、《幼兒文庫》、《小學生文庫》，滿足各類型圖書館的需要。 作者強調探討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不能忽略其背後大環境的發展歷程。」所謂背後大環境，除中國圖書館業發展外，還有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歷史。第二章〈商務印書館的建立與發展〉旨在「著重介紹商務的崛起緣由及其發展重點事件，藉此探究商務從印刷出版作坊到教育文化重鎮的發展軌跡。」（頁56）1897年2月21日，上海商務印書館創立，創辦人分別是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四人均在基督教教會所設立的小學就讀。成立初期只專注印刷工作。1902年，張元濟接受夏瑞芳的邀請，加入商務印書館，旋即擔任該館編譯所所長一職。他以扶持文化教育作為商務的經營宗旨，從此商務的經營方針轉以出版為主，並且開展教育事業。有學者將商務印書館在清末民國時期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就是1897至1919年、1919年至1932年、1932年至1949年，不過本章只分為兩個階段，分別是創立階段（1897－1915）和後續發展階段（1915－1949），論述該館在各個階段的重要發展。在創立階段，對商務成長產生重要影響的事件，包括：張元濟的加入、館址與分館的擴充、收購日本在華的出版印刷公司、與日本出版機構金港堂合作、改組公司組織、引進外國先進的印刷機器和技術、夏瑞芳被刺殺。至於在後續發展階段，重要事件則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進行革新、胡適來館考察、王雲五執掌商務、編譯所被整頓、科學管理法的實行、勞資爆發衝突、商務上海總館在一二八之役中被日軍焚燬，還有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對商務的打擊。 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發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1904年至1909年的編譯所圖書室時期；（二）1909年至1926年涵芬樓時期；（三）1926年以後的東方圖書館時期。第三章〈涵芬樓──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集中探討第一和第二個時期。作者闡述編譯所圖書室和涵芬樓的出現原因、涵芬樓的藏書特色、圖書收購方法和管理制度，還有介紹與涵芬樓藏書有關的出版物，分別是《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以及《涵芬樓藏書目錄》等。與此同時，本章亦論述商務印書館的閱覽室、巡迴文庫、流動圖書館，並揭示其影響，就是「商務的圖書館服務方式，已顧及偏遠地區民眾的需求，雖然其中仍隱含商業推廣及市場調查的目的，但以偏遠農村為對象，其啟發民智與教育群眾的理想，仍值得肯定與讚許。商務的圖書館服務模式，日後由封閉的藏書樓（涵芬樓）走向開放的新式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的經營，由此時商務流動圖書館、水上巡迴書船的運作，已稍可見它對讀者服務觀念的轉換。」（頁162）涵芬樓的誕生及其能夠正常運作，張元濟和孫毓修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作者說明二人在推動商務印書館甚至近代中國的圖書館事業發展上的表現和貢獻。就張元濟的貢獻而言，作者指出「張元濟廣闊的人脈關係，非常有利於涵芬樓在地方志書及善本舊籍的徵集蒐購。我們幾乎很難想像，如果缺少了張元濟許多友朋的協助，商務涵芬樓的藏書想必遜色不少。」（頁143） 張元濟對涵芬樓的建立發揮了重大作用，而東方圖書館的創立，他亦作出了貢獻。至於創立原因，張元濟認為可以解決涵芬樓空間不足的問題。除張元濟外，胡適、王雲五也推動商務印書館擴建圖書館。事實上商務興建東方圖書館尚有其他原因，包括：提升商務服務社會大眾的形象、為商務員工提供進修的良好環境、促進宣傳商務的出版物品、保護本土的古籍珍本等。東方圖書館樓高五層，佔地二千六百平方公尺，於1924年3月建成，1926年5月3日起正式對外開放。該圖書館是商務印書館的附屬機關，最高領導單位是董事會，下設館長、副館長，以及其他部門如總務部、中文部、西文部和流通部。第四章〈東方圖書館──現代化圖書館的典範〉除交代東方圖書館的成立源起和經過外，亦對該館的藏書數量及其特色、閱覽服務、圖書管理各方面進行論述。在圖書管理方面，採用了王雲五發明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1932年1月28日的晚上，日本派兵侵襲上海的閘北地區，轟炸商務印書館總厰及其相關的建築物，東方圖書館亦不能倖免，被日本人徹底焚燬。面對東方圖書館被破壞，張元濟、王雲五決定重建這所圖書館，在1933年展開重建工作，積極搜購圖書，並且在1944年成立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然而受到日本侵華戰爭、國共內戰影響，東方圖書館重建進度未如理想。新中國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商務印書館致力與新政府發展良好的關係，主動向新政府捐出圖書，同時在1953年宣布解散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的停辦標誌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事業步向終結！ 作者認為商務印書館先後創辦涵芬樓和東方圖書館，親身體驗了由傳統藏書樓到西式近代圖書館的歷程。與此同時，她又指出「商務在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也展現了其他相關成就。如圖書館專業圖書的出版、提供專業論著刊載的平台、圖書館管理規範的訂定、專業人材的培育及圖書館用品的製作與用品展等，凡此堪稱是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重要推手。」（頁271）第五章〈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推手〉對這些成就作出具體的闡述。其中在訂定圖書館管理規範方面，就是若干地方圖書館採用了王雲五設計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管理館內藏書，而「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特點，分別是（一）揉合古今中外的圖書分類法；（二）體現了中西文化溝通和結合；（三）試圖將圖書分類和圖書出版互相配合。至於「四角號碼檢字法」則用於製作圖書館目錄卡片。值得注意的是，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成為國內圖書館藏書的主要來源，作者表示「以商務居中國近代出版行業的龍頭地位，其豐富多元的出版成果，更成為近代許多圖書館的館藏基礎與依據。這也成為商務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另一項重要貢獻，許多圖書館因商務的出版品而得以設置成立。」（頁314-315）本章根據李澤彰、王雲五和商務的出版統計，說明商務出版物的總體數量與出版方向。在「豐富多元」的商務出版成果中，「叢書」佔了相當的比例，《萬有文庫》叢書的出版與圖書館發展更有密切的聯繫。《萬有文庫》第一、二集由十多種叢書組成，內容包羅萬有，性質接近西方的《百科全書》。作者交代該套叢書的出版動機、內容、出版經過、作用與影響。 最後一章是〈結論〉。在總結各章內容之餘，作者亦舉出商務印書館在推動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上，「展現出它激動潮流的許多影響力」（頁370）之原因，這些原因包括張元濟與王雲五對圖書館的重視、商務的財力雄厚、國人興辦圖書館潮流的出現、圖書館與出版業的密切關係。俗語有云「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商務在創造有利圖書館發展的形勢上，固然稱得上是「英雄」，但是作者亦慨嘆二十世紀上半葉國內政局動盪和連串戰爭的衝擊，使商務在推動中國圖書館事業的成長，未能創造更大的貢獻，她說「若不是因戰火摧殘與時局混亂，商務在中國圖書館的成就與貢獻上，將無可限量。」（頁370）繼〈結論〉一章後，本書也有〈附錄〉和〈參考書目〉。〈附錄〉部分由十四個單元組成，順序是（一）通藝學堂圖書館章程；（二）涵芬樓借閱圖書規則；（三）東方圖書館閱覽章程；（四）東方圖書館公開閱覽辦事細則；（五）東方圖書館民國18年及19年閱覽人數統計表（依身份別）；（六）東方圖書館參觀規則；（七）東方圖書館復興委員會章程；（八）東方圖書館各地贊助委員會章程；（九）東方圖書館募集圖書館章程；（十）東方圖書館之組織及捐助書籍之保管原則；（十一）商務印書館出版圖書館學專書書目清單（1897－1949）；（十二）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刊載之圖書館學論著清單；（十三）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刊載之圖書館學論著清單；（十四）東方圖書館民國18年及民國19年讀者閱覽圖書分類統計表。 回顧中外學者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史研究專著，主要是館史研究、人物研究和出版刊物研究。館史研究方面，重要著作包括：汪家熔《商務印書館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李桐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史春風《商務印書館與中國近代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樽本照雄《商務印書館研究論集》（大津：清末小說研究會，2006年）、王學哲與方鵬程《勇往向前：商務印書館百年經營史，1897－200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7年）等。人物研究方面，學者大多探討張元濟、王雲五，研究著作計有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的文化貢獻》（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張人鳳《張元濟研究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王健輝《文化的商務：王雲五專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朱永剛《王雲五的出版經營管理思想與實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等。 至於出版刊物研究方面，先後出現有關《東方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的論著，例如：黃良吉《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洪九來《寬容與理性：〈東方雜誌〉的公共輿論研究（1904－193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文《選報時期〈東方雜誌〉研究，1904－1908》（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周敍琪《1910－1920 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年）、王飛仙《期刊、出版與社會文化變遷：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與〈學生雜誌〉》（台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年）。與上述著作比較，本書是第一本專著，探討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近代中國圖書館業發展的關係，具有一定程度的原創性，因此該書在商務印書館史研究上，應該佔有一席之地。作者在書中表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緣由，係1915年9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雜誌。」（頁47）不過根據史實，陳獨秀當時創辦的雜誌名稱，應該是《青年雜誌》，至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時才正式改名為《新青年》。此外，作者曾提到商務於1909年出版《教育雜誌》，指出該誌以「教育救國」為宗旨。然而在《教育雜誌》創刊號內的〈教育雜誌簡章〉一文，明確地提出「以研究教育改良學務」為出版宗旨。作者對《教育雜誌》出版宗旨的論述，恐怕與事實不符。最後，「倫敦會傳教士」（頁21）應該是「倫敦傳道會傳教士」、「竹可楨」（頁95）應該是「竺可楨」、「大陸學者李家駒」（頁363）應該是「香港學者李家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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