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出版社，1989年。（293頁）
基督教（新教）於1807年由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帶進中國，作者強調基督教對中國社會有很大的貢獻，但是由於近代中國飽受歐美列強欺侮，與歐美國家關係千絲萬縷的基督教因而被國人歧視，不僅很少人探討基督教對中國的貢獻，甚至基督教徒的表現每每遭人們抹殺。李志剛在本書〈自序〉中指出「基督教自馬禮遜牧師於1807年來華傳教，其間歐美曾屢派教士東來播道，分別在各地建立教堂宣揚福音，興辦學校作育青少年；開設醫院療治病患；倡辦報刊開放民智；推廣慈惠造福貧苦，凡此種種全屬事實。惟是中國近百年來，西力東漸，內憂外患，國勢日蹙，基督教處此亂世，傳播固遇阻力，復因愛國民族意識，排外反教民情，以致基督教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多為史家所武斷或抹殺。究之實情，基督教在華於教育、醫藥、科技、出版、文化等事業實有極大貢獻，而對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運動、國民革命運動、新生活運動、農村運動等亦確有直接或間接之影響，可惜一般史家少為研究。」

為彌補國人對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甚少研究和基督教貢獻被史家抹殺的毛病，李志剛投身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撰寫了多篇論文。《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收載李志剛的十篇作品，順序是〈馬禮遜牧師在澳門之事業及其影響〉、〈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郭士立牧師在港創立之福漢會及其對太平天國之影響〉、〈傅蘭雅在華之事業及貢獻〉、〈早期教士在港創辦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香港英華書院與中國近代報業〉、〈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儒生之接觸及其反響〉、〈基督教對近代中國文化之貢獻及影響〉、〈民國以前香港基督教之本色化事業及其影響〉、〈廣學會之發展與中國時局轉變之關係〉。

【2】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傳播中心出版社，1993年。（321頁）
1989年，作者的《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出版。其後作者繼續進行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撰寫了多篇論文，並且將它們結集成書，題名為《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以作為《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的續篇。李志剛在本書〈序〉中對基督教在中國是否有貢獻、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關係研究的意義與前景，表達了個人意見。他說「拙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一書，於1989年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後，甚獲各方的回應，個人深受激勵，多年來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課題未敢荒疏懈怠，體會基督教在華的傳播與近代中國歷史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基督教對中國近代文化的貢獻，實有不可磨滅的一頁，若不理解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則無法確切明白近代中國歷史和背景。從各方面理解，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的課題，應是中國近代研究的重大領域，具有美好的前景。」

書首有〈總序〉和林治平〈嚴謹‧寛廣‧深入──李志剛博士《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二）》序〉。接著是〈自序〉和十一篇文章：（一）林則徐禁煙與澳門基督教士關係之探討；（二）美國第一位來華教士裨治文牧師與中美早期關係──紀念裨治文牧師到廣州傳教一百六十周年；（三）從瀛環考略探究徐繼畬與美國基督教士雅裨理牧師之交游；（四）信義宗教會教士與太平天國之關係；（五）郭士立牧師與中國信義宗教會之關係；（六）晚清廣東基督教教案之試析；（七）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八）五四運動與中國基督教復興之探討；（九）嶺南大學之基督精神及其影響；（十）香港客家教會（巴色會）之設立及其在廣東與北婆羅洲之傳播；（十一）廣學會出版事業對時代轉變的適應（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發展史略）。本書作者李志剛，畢業於台灣國立中興大學和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並獲得香港珠海書院文學博士，曾出版《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容閎與近代中國》等書。

【3】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年。（227頁）
奮興運動（Evangelical Revivalism）的發源地是十八世紀英美教會，發起人是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和威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奮興運動在一個半世紀內接連發生，性質是福音運動，目的是抗衡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對宗教的威脅，突破僵化的教會體制對信徒靈性生活的束縛，還有促使教會配合因工業革命後社會與文化的重大轉變而產生的新需要。奮興佈道家打破教會長期訂定下來的宗派、教區、聖職階層與禮儀等框條，到處宣講一個簡單的福音信息，喚起信徒對信仰的激情，要求他們對當下的道德和社會實踐作出回應。如奮興運動的影響範圍只限於某個小地區或宗派，人們稱為「復興」（Revivals）；若規模較大，影響全國多個地方和不同宗派，甚至衝擊著社會文化，可以稱為「大覺醒」（Awakenings）。

十九世紀末起，奮興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湧現一批奮興佈道家。梁家麟說明他們的特徵，就是「一群以主講奮興聚會作為主要職志的人。他們是自由傳道，沒有受僱於任何宗派或堂會，卻是接受各地教會的邀請，為她們主領奮興會；在聚會中，奮興家使用大量煽情的言語、戲劇性的動作，以激動參加聚會的人，務求與會者對信仰產生感情上的共鳴，並作當下的行動回應；他們的工作目標是藉舉行這些奮興聚會，激發信徒的信仰熱誠，積極傳揚福音，使教會增長。」民國時期著名的華人奮興佈道家，計有王載、趙世光、宋尚節、計志文、周志禹、趙君影、余慈度（女）等。大部分華人奮興佈道家都是第二代或以上的基督徒，在西方傳教士安排下接受免費教育，只有少數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不過他們自學能力甚強，大多數人通曉英語，能夠閱讀英文書籍。《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一書由三篇論文組成。〈奮興佈道家對華人教會的塑造〉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女奮興佈道家〉探討華人奮興佈道家的崛起原因，他們與差會、傳教士的關係，還有他們的佈道形式、策略和影響。〈華人教牧的歷史形象與角色〉討論華人教牧的社會形象、教會形象與自我形象。

【4】吳梓明：《基督宗教與中國大學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316頁）
書首有中英文鳴謝和四篇序言，序言作者分別是章開沅、卓新平、梁元生與賴品超。吳梓明在本書導言〈百年樹人──中國基督教大學史研究反思〉中表示「美國學者魯珍晞（Prof. Jessie Lutz）曾在1970年代初撰寫了一本書：《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加拿大一位學者許美德博士（Dr. Ruth Hayhoe）也寫了一本書：《中國大學史，1895－1995》，兩本書均是談論一百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兩者卻有相同的時期，1850－1950，在這段時期，基督宗教也有參與中國大學教育的發展，並逐漸由在中國教育體制之外走進中國教育體制之內。眾所周知，中國基督教大學是西方傳教士於十九世紀在中國境內創辦的，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這些基督教大學已逐漸由華人校長主理，並且紛紛向中國政府立案，成為中國私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過往學者有關中國基督教大學的研究，多視之為西方傳教士的宣教活動之一，卻忽略了這些基督教大學也有許多屬於中國的元素。本書所收集的研究文章是要嘗試將基督教大學重新放回中國的處境中，並視之為兼具有西方與中國的不同元素，也可算是中國高等教育事業上的一種中外合作的結晶品。」

全書除導言外，還有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歷史篇」有六篇文章，探討主題包括：十九世紀的英華書院和馬禮遜學校、義和團前後中國基督教教育、燕京大學的宗教教育、廣州嶺南大學的服務國家教育事業形式、中國基督教大學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關係等。第二部分「師生篇」有五篇文章，討論嶺南大學學生陳少白生平、謝扶雅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溝通融合的見解、韋卓民眼中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吳雷川、趙紫宸、徐寶謙）的救國表現，以及陳垣的中國宗教史研究。第三部分「現代篇」有六篇論文，論述重尋中國基督教大學歷史的意義、嶺南大學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還有中港兩地的宗教教育和研究發展等。

【5】梁元生：《十字蓮花：基督教與中國歷史文化論集》，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219頁）
出於基督徒身份，還有學習和教研的需要，作者開展了近代中國基督史的研究，他在本書〈自序〉中說「我在中學後期接受了基督教，1968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的崇基學院，此校也是由基督教人士創立的學校，每個星期的週會都能感受到基督教的禮儀和氣氛。雖然我唸的是歷史，但我特別留意一些與基督教相關的歷史。我於1972年畢業後，進入研究院，在王德昭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碩士論文研究，此論文亦與中國基督教直接有關，即《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1978年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成書，這是我進入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第一步成果。此後多年，我在新加坡和美國教學，對於中國基督教史，始終未能忘情，對基督教在華歷史及耶儒文化之比較作業餘性的研究。回到香港之後，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次相聚，互相砥礪，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及學術刺激之下，我也就加倍地努力，數篇史學史的論文，都是這幾年間的成果。」

全書共有十四章：第一章〈石頭記：一塊玄碑的多重故事〉；第二章〈求索東西天地間：李之藻由儒入耶的道路〉；第三章〈路漫漫其修遠兮：「中國摩西」黃乃裳及其「出埃及記」〉；第四章〈從「慘劇」到「神跡」：義和團史學與山東基督教〉；第五章〈宗教與革命：早期新加坡華人基督徒對中國革命運動的反應〉；第六章〈死亡與復活：中國近代教會大學的歷史發展〉；第七章〈天人、中西、城鄉：中國教會大學歷史發展的幾個弔詭〉；第八章〈兩刃之劍：基督教與中國革命的再思〉；第九章〈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改良的、革命的，抑或是保守、反動的力量〉；第十章〈中國與基督教：史學的再思與重構〉；第十一章〈三重身份的融合：中國現代歷史行程中的英家三代〉；第十二章〈天國與人文：基督教與新儒家〉；第十三章〈0與1之間：儒家和基督教人生觀之比較〉；第十四章〈天道與人生：儒家和基督教之終極關懷〉。

【6】李金強：《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257頁）
李金強在〈序言〉中交代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源起，他說「自1807年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為首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宣教，歷經艱辛，至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設內地會，涉足西南、西北，終於使聖道東來，福臨中華。基督教遂與民間社會相結合而自成一脈。而基督教入華之史，由是誕生。及至晚近，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尤為中外教會牧執、信徒、專業史家所關注，研究與出版日多，此乃信仰與學術，互為表裏，有以致之。」作者又在〈序言〉中說明其為何投身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表示「余於1960年代末，負笈台北，就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時台灣史學界研究風氣，漸由古代史下移至近代史。而郭師廷以（1904－1975）於南港中央研究院設近代史研究所，時師大諸師，不少來自近史所，故求學期間，遂種下對近代史研究的志趣。與此同時，中原大學林治平教授倡論基督教入華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新說，尤為吸引。林氏於1970年代初且發起教中研習史學的信徒，推動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余即為其時參與者之一。由是播下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種子。」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如作者在香港的教學經歷、他的基督徒身份，以及師友的提攜濡染。李金強說「及至浸會大學任教，於1993年始授近代中國傳教史一科，遂起而推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陸續發表學術論文。回首前塵，余之研究基督教史，除因早年歸信基督，熟悉教會情況外，更因平生師友多為教會中人，得蒙提攜濡染，始能進入此一專史研究之殿堂。當中尤以呂師實強、王師爾敏及林哥治平三位影響最多。」

《聖道東來》收載八篇論文，順序是〈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香港浸會大學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從《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看清季台灣基督教的發展〉、〈嚴復與基督教──以《支那教案論》譯著為個案的探討〉、〈從祖國到南洋──清季美以美會黃乃裳革命思想之源起（1899－1904）〉、〈教會與社會──香港浸信教會發展之研究（1938－1958）〉、〈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教會自立運動──以「香港浸信教會」為個案之研究〉、〈香港基督教的文化自覺──以《景風》本色化言論為個案的分析〉。

【7】李志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人物》，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231頁）
全書有十二篇文章，順序是〈基督徒與中國近代百貨業的開創與發展──以馬應彪創辦先施百貨公司為例〉、〈留美幼章林聯輝對中國近代西醫教育的貢獻〉、〈對梁廷枏《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一文的試析〉、〈趙紫宸與香港基督教人的交往及影響〉、〈中國教育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以陳子褒為例〉、〈鄭觀應與中外基督教人的交遊及對傳教的主張〉、〈從宗教與社會關係探索洪仁玕改革思想與《遐邇貫珍》的淵源〉、〈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關係〉、〈閩賢楊衢雲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及其與基督教徒的交往〉、〈容閎之留學教育現代化理念與鮑留雲牧師之關係〉、〈林則徐對西知的探求與基督教對西知的傳播〉、〈從王韜晚年五札探其與理雅各牧師之交往〉。

李志剛〈自序〉解釋探討以上人物的原因，就是他們在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較少被學者探討。此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百貨業鼻祖馬應彪、中國西醫學院首任院長林聯輝、中國近代著名神學家趙紫宸、推行婦孺平民教育的陳子褒、近代最早提倡政治改革的洪仁玕、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區鳳墀老師、從事革命活動的首任興中會會長楊衢雲、影響容閎留學教育運動的鮑留雲牧師、與西儒理雅各牧師亦師亦友的王韜等人，全是教會的信徒，以其才智，對時代和處境作出信仰的回應。雖則梁廷枏、鄭觀應、林則徐並非教會中人，但由於與西教士的接觸；或是閱讀西教士出版的書報，因而引起思想的反響。」李志剛又認為書中各人物的事跡，與中國基督教開山祖英國人馬禮遜牧師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此李志剛對馬禮遜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沒有馬禮遜牧師的東來，就沒有今日的中國教會，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飲水思源，推恩不能掃典忘祖」，而歌頌馬禮遜宣教運動的貢獻，「才能展現於對教會的感恩，以至對上帝的感恩。」最後，本書屬於《馬禮遜入華宣教二百年紀念文集》中的第九集。

【8】邢福增：《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292頁）
關於本書名稱及其內容，邢福增在〈自序：一路走來〉中予以解釋，他說「我把文集命名為《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是因為基督教在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不論從義理以至現實方面，均與中國文化及社會呈現不同層面的衝突。同時，我們也看到不論是西方傳教士或是中國基督徒，均致力於回應各種的挑戰，期望可以把基督教與中國兩者融合。衝突與融合，正好成為貫穿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主線。本文集收錄了七篇文章，最早一篇發表於1991年，最晚者則於2005年出版。」

〈東西文化之一貫──「儒者基督徒」范子美（1866－1939）〉，藉范子美個案，探討晚清民國時期，信仰與文化、時代處境間的互動和緊張關係。〈二十世紀的「基督教救國論」（1900－1922）──中國教會回應時代處境一例〉是作者修讀碩士學位時期所撰寫的，當時發生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出於八九民主運動的刺激，作者寫作了這篇文章，對信仰時代問題進行反省。此外，該文引發作者展開基督教救國主義研究，圍繞這個課題撰寫了博士論文。〈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淪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是本書字數最長的論文，作者利用王明道的日記，重構淪陷地區內教會發展的情況，展現教會人士極奇複雜的心態和反應，作者並且認為探討該時期教會及其信徒在信仰和政治上的抉擇，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意義。〈恩典與善行──基督教救贖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並非純粹的歷史研究，寫作目的是在歷史的基礎上作出反省，思考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問題。思考期間作者「愈來愈相信，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間有許多根本的矛盾，有時我們為了尋求中國文化的認同，反倒會失去自身的本質。」本書最後的三篇文章，均屬於研究述評，分別是〈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趨向──以美國和台灣為例〉、〈晚清教案與反教思想研究述評〉和〈本色化與民國基督教的歷史研究〉。

【9】黃文江：《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論集》，台北：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252頁）
許倬雲教授為本書撰寫了序言，他指出基督教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還有傳教士與西方帝國主義的關係。許倬雲說「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與理雅各（James Legge）二位的譯書工作，一是將基督教聖經譯為中文，一是將儒家經籍譯為英文；正是東方與西方一來一往的雙向交流。基督教士投身教育與醫療事業，為眾人造福。而且中國近代教育的學制與課程，其實都因這些西人創立學堂而初立規模。中國近代的醫療事業，亦復如此。近代基督教傳教活動，誠然與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步進行，弔詭之處，基督教終究是一個具有普世意義及崇高情操的宗教，傳教士中仍以抱持基督教理想與精神者，還是為數不少。我們不能在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侵略之間，劃上一個等號。」

《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論集》分為三篇：（一）通論篇；（二）社會文化篇；（三）人物篇。黃文江在〈導言〉中對各篇內容進行簡單的介紹。「通論篇」由〈傳教士與中國〉和〈二元文化視野下的香港基督教史〉兩文組成。內容是「首篇取英國教士為研究對象，從中國不同區域中選出具代表性的教士來討論基督教對中國歷史的意義。另一篇文章分析基督教在香港發展的經驗，從教育、醫療及漢學三個方面詳細分析。」至於「社會文化篇」由四篇文章組成，就是〈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愉寧堂的演變〉、〈英華書院（1843－1873）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王韜致理雅各的五封書札〉、〈歐德理的漢學研究〉。作者指出「第一篇論文是討論一個西人信眾群體。另一篇是討論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到香港後的發展。第三篇可說是史料的整理與考證。第四篇為歐德理（Ernest J. Eitel）的漢學研究。」最後「人物篇」有四篇文章：〈十九世紀來華的「師母」：一群被史家忽略的女性故事〉、〈李求恩會吏長：一位社會領袖的故事〉、〈班佐時牧師：一位教育傳教士的故事〉、〈魯珍晞教授：一位中國基督教史學者的故事〉。四篇文章「都為人物傳記而時段則由十九世紀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