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中國處以內憂外患的局面，國人既反思傳統，又學習西方，為保家衛國謀對策，其中有關女子的問題亦備受關注。當時如嚴復翻譯《天演論》、馬君武翻譯《女權篇》、《女權宣言書》等都積極宣揚男女平權的思想主張，更把「天賦人權」和「男女平權」與政治文明的程度聯繫起來。古代中國只有以「臣民」、「子民」、「庶民」、「黎民」等稱呼來反映政治上或社會上的等級尊卑關係，而無所謂「國民」。

1898年，梁啟超便提出：「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其後，康有為在《大同書》又說：「竊謂女之與男既同為人體，同為天民，亦同為國民。同為天民，則有天權而不可侵之；同為國民，則有民權而不可攘之。女子亦同受天職而不可失，同任國職而不可讓焉」，故女國民應與男國民一樣享有權利和應盡義務。這不僅使國人甚至對女子的思想為之一振，紛紛為爭取平權與自由而努力，女性的角色隨之由家庭的層次走到國家的層面，從中建構了近代中國女性的「新典範」。

近代中國女性在西方思潮的衝擊和國人努力的宣揚下，婦權思想開始於在女子的身上萌芽起來。傳統女性觀所講求的男尊女卑、夫為妻綱以及三從四德的觀念得以轉變過來，一改成為現代社會所追求的男女平權、教育機會、婚姻自主、經濟獨立等的新女性觀。

1903年，金天翮在《女界鐘》中強調女子必須要有六項基本權利，包括「入學之權利，交友之權利，工農業之權利，掌握財產之權利，出入自由之權利，婚姻自主之權利」，還進一步提出女子也要有參政之權利，曾曰：「吾祝吾女子之得為議員，吾尤願異日中國海軍、陸軍、大藏、參謀、外務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跡也。吾更願異日中國女子積其道、學問、名譽、資格，而得舉大統領之職也。」由是，女性不再只是默守於家務操持之中，而是與男子看齊，擁有受教育、有知識、有能力的國民，成為近代中國女性的「新典範」。由此之故，踏入二十世紀，中國女性已開始自覺地培育自由獨立的個性，建立自尊自主的社會地位，明白自身權利和義務。並且，體會「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擔起資格，即女子亦納此範圍中」，故啟蒙了她們的國家意識，紛紛活躍於政治、社會和經濟各個範疇之中，發展出個人的「完全人格」，由家至國到民族都發揮了新女性的本色。

1915年，發生了一場由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張學習西方，批判傳統，提倡「民主」和「科學」的精神。這時有不少刊物均以鼓吹男女平權為主題，可見女子問題也是當時的討論焦點。誠如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謂：「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稅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女權之解放也」，顯示出其開明的女性觀。考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女性觀，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方面。

首先，提倡女子爭取平權，鼓勵參政。吳虞在《新青年》發表〈女權平議〉一文，指出國家要步入女子平權的時代，昔日「三從七出之謬談，其於人道主義皆為大不敬，當一掃而空之」，女性「當琢磨其道德，勉強其學問，增進其能力，以冀終得享有權之一日，同男子奮鬥於國家主義之中」。而李大釗的〈戰後之婦女問題〉中提到「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個共同生活組織中的人，無論他是甚麼種族、甚麼屬性、甚麼階級、甚麼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得一個均等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個性，享有他們的權利。婦人參政的運動，也是本著這種精神起的。」這些言論為女子爭取權益和從事參政埋下了種子。

其次，提倡女子自主自立，經濟獨立。陳獨秀指出「解放」就是指「脫離夫權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他曾於1916年1月在《新青年》發表了一篇名為〈一九一六年〉的文章，大胆批評傳統思想的落後和守舊，認為「三綱」中的「夫為妻綱」是一種「奴隸道德」，使妻子成為丈夫的附屬品，提倡中國女子要積極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建立獨立的經濟能力，千萬勿自居於被征服的位置內。同時，陳獨秀進一步提出個人應有獨立的信仰和思想，各行其是，「子不必同於父，妻不必同於夫」。而李大釗在其〈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指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變動」，只要女性能加入勞動市場，使她們在物質上得到自由，在精神上得到自由，她們的地位自然可以得到解放和提升。故此，他主張發展女子職業，鼓勵女子經濟獨立。他更提出要打破傳統中國社會男女有別的專制，開展女子運動，建立真正的民主社會。

再者，要求婚姻自由，主張廢妾。李大釗在其〈不自由之悲劇〉中說：「家庭者，愛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組織，則又基於婚姻，婚姻之結媾以理言之，當為戀愛之結果。故無戀愛則婚姻不生，苟婚姻而非戀愛之結晶，徒拘牽於社會上之禮型而就，則有家庭與無家庭等，甚且為罪惡之窟，仇怨之府焉。」另外，冰心也說：「男女之愛，最重要的是戀愛結婚，沒有戀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因此之故，五四知識分子抨擊傳統中國重視家族繼嗣的問題，容許男子妻妾成群，使子孫得以繁衍，致使女性受到許多無形的壓迫，由是極力提倡婚姻自由，主張尊重女性及其人格，尤其主張公正公平的兩性關係。

另外，抨擊傳統禮教，反對片面貞節觀。胡適對於貞操的問題深感惡絕，在其〈貞操問題〉一文中，抨擊各地報章過分吹噓報導「節婦烈女」事情，並指斥北洋政府通過法律來褒揚自殺殉夫的貞節女子，是極為「野蠻殘忍的法律」，其「罪等於故意殺人」。他進一步以男女平等的原則來明確指出：「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種態度，乃是雙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於女子一方面的……」，由是「婦女無貞操的丈夫，沒有守貞操的責任」。而魯迅在其筆下的〈傷逝〉、〈祥林嫂〉、〈狂人日記〉等，都猛烈抨擊「吃人」的守舊禮教，並糾正古代片面的節烈觀，指斥這是不合人道的，堅決地提出「男子決不能將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別要求」。

由是，從五四新文化時期一些學者對女性觀的態度，實在不難看出他們較為著重關注女性獨立人格的培養，強調個人意志的自由，對於傳統社會中所重視的不合理禮教加以抨擊。他們最重視女性自我的醒覺，重新塑造自我獨立的個性，為女性爭取各種權益和自由，以期望她們獲得公平的社會權利，在政治上、法律上得到保障，藉此達到兩性的公平，至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