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日（星期二），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歷史系和近代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第一屆東亞文化與國際關係研討會。會議由周佳榮教授和范永聰博士為召集人，邀請了不少年青學者參與其中，研究的範圍從古代走到近代，探討諸如經濟、社會、軍事、學術、出版文化等課題。是次會議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211室舉行，為期一天，共分為「近世政制、軍事與文化」、「中韓思想與文化交流」、「近代報刊與社會生活」、「人物思想與學術研究」四節，宣讀論文共十七篇。

第一節的主題是「近世政制、軍事與文化」，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譚家齊博士擔任主持，共有四篇文章發表。先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潘建聰發表「兩次蒙古征日敗因與『神風』之關係探析」，指出元世祖統治中國後，先迅即迫使朝鮮半島上的高麗臣服於下，繼而希望將影響力擴至日本，因此發動了兩次征日的軍事行動。可是，這兩次戰爭都因為颱風的關係，而導致元軍敗興而回，部分的日本論著稱此為「神風」的顯靈。然而，潘氏從中、日、韓三方的原始材料中，可以窺探出這兩次蒙古征日戰爭的過程裡，元軍的實力並不必然地佔盡優勢，尤以第二次為甚，由是元軍的敗陣不能單單指向「神風」的幫助。第二篇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方金平的「所謂『暗傷王化』：南京教案與晚明司法」，文中談及晚明期間歐洲的耶穌會士紛紛來華，一方面引進西洋新知，但另一方面卻挑戰中華的「本綱倫常」。於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爆發了「南京教案」，可以說是中西文化衝突的大事，亦為其時政治鬥爭的延伸。方金平結合中外史料，探究案件之審訊程序、刑罰判決、法理運用，以及囚犯的牢獄遭遇等，把這個被視為晚明時期一宗與宗教和司法有重要聯繫的案例作了新詮釋，為理解教案提供了新的角度，從中由可了解晚明的社會情況與司法制度。第三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郭嘉輝的「明清「『朝貢制度』的反思——以《萬曆會典》、《康熙會典》中〈禮部‧主客清吏司〉為例」，文中提出「朝貢制度（Tributary System）」是學界解釋近代中國與西方衝突的其中一個重要概念，亦被視為傳統中國外交秩序體系的代稱，與近代中國國際外交體系──「條約體制（Treaty System）」對應而存在，故此成為了中國近代史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文中也強調學者在討論這個制度的過程中，大多視明、清為整體討論，並且較關注彼此間的連續性，並未有為兩者作仔細的對比。故此，郭嘉輝嘗利用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編成的《大明會典》，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所編的《大清會典》有關〈禮部‧主客清吏司〉的記載作仔細分析，藉而協助釐清何謂明清「朝貢制度」的問題。第四篇是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黃嘉康「近代福建新式教育推手：陳寶琛的教育思想和建設」，文中先提出清末新政十年，中央政府向各省頒令，命令它們推動當地新式教育改革，而該教育改革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一件重要大事，影響極為深遠。跟著，以福建一省為例，談及其在近代教育建設的成績，並指出地方著名士紳陳寶琛的參與和貢獻。陳寶琛在福建期間，成立了福建教育總會，並相繼開展師範教育、中小學教育和實業教育等，為日後該省的教育建設，奠定福建近代教育的發展基礎。本文從福建的傳統學術源流、陳寶琛的教育思想，還有他在福建期間推動的新式教育措施三個方面，闡明陳氏對福建近代化教育建設的貢獻。

第二節的主題是「中韓思想與文化交流」，由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趙雨樂博士擔任主持，共有四篇文章發表。先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陳嘉禮發表「中國卜筮文化的形成——從甲骨文的『貞』到《周易》的『貞』」，文中談到龜卜和蓍筮都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其中一個顯著特點，而從甲骨文命辭（貞辭）到《周易》中的「元亨利貞」，都有「貞」字。在《說文》中清楚指出：「貞，卜問也」，因此甲骨卜辭中的「貞」與《周易》的「貞」顯然與占卜有著密切的關係。陳嘉禮就甲骨卜辭中的「對貞語句」進行仔細檢討，分析命辭中「貞」的用法，並審視《周易》中「元亨利貞」中「貞」字之意，藉著考察古代社會對「貞」字的使用，進而了解中國卜筮文化的形成及其意義。第二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何宇軒的「清代家訓文獻所呈現的男性人格」，文中提出過往學術界向來以父系來形容中國社會，但是目前男性研究的方向已不再局限於這些層面。在一個父系中心社會裡，男性的自我要求是怎樣的？以往家訓文獻中的性別研究，多涉及女性的婦德、行為等等。然而，家訓是一種極具價值的歷史文獻，可供深入探討男性的自我角色認知。因此，何宇軒的研究集中在清代男性所撰家訓，從其內容、教化的方式等方面來進行探索，藉此，審視清代家訓中所呈現的男性自我性別角色認知及對家中女性成員的管理觀念，對了解清代夫妻關係、古代"男性氣概＂之呈現及發展具有極大的啓發性。第三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羅樂然的「作為東亞文化交流媒介的朝鮮譯官──以17、18世紀的金指南家族為研究個案」，文中先指出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近年漸漸流行，取代一直以來的國別史及關係史，以更宏觀的角度觀察不同文化之間的互動。當中這些在東亞地域上的互動都需要不同種類的媒介串連起來，而譯官是關鍵的一群，以解決語言上的隔閡，使互動更全面。由是，羅樂然利用朝鮮王朝中葉的譯官金指南（1654－1718年）及其家族成員的事功作為案例，以探討在朝鮮正式開港以前，譯官在各種外交活動以及相關的安排之中，扮演著使團與接訪者之間橋樑的角色，作為中介人，破除語言上的限制，進行各種交流。文中談到金指南及其兒子們不但多次參與前往北京、江戶的使團，協助處理各種禮節事宜，又曾代表朝鮮陪同清廷官員穆克登（1664－1735年）邊界的踏查活動，處理有關清廷與朝鮮之間的邊界問題。及後，又修編《通文館志》，整理各種涉及對外關係的禮節安排及歷年的重要事宜。由此可見，作為譯官的金指南與其他時代的譯官一樣都在處理朝鮮對外關係之中，扮演著無形但不可忽略的工作。第四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范永聰的「從實學到開化──朴珪壽思想淺析」，文中指出十九世紀中葉，韓國思想界正經歷巨變。面對新時代國際形勢瞬息萬變的接連衝擊，朝鮮王朝（1392－1910年）的知識分子苦思應對良策。建基於傳統儒家思想的實學學風，與東傳至朝鮮半島的西學新知漸次融合，形成韓國近世開化思想。在實學學風發展至開化思潮的漫長歷程中，朝鮮晚期的著名實學家朴珪壽（字恒卿、瓛卿，號瓛齋，1807－1877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為韓國史上實學大家朴趾源（字仲美、美仲，號燕巖，1737－1805年）的孫兒，朴珪壽幼承庭訓，自小已接受儒家實學教育，尤重禮學考證，其治學方向也秉承「實事求是」的考據學學風。然而，隨著近世西力東漸，加上先後兩次作為「燕行使」使節團成員出使中國清朝的閱歷，使朴珪壽大受刺激，逐漸模鑄出其開化思想，亦為韓國近世開化思潮之源頭。范永聰指出朴珪壽的開化論，主要反映在其對傳統華夷秩序及天朝宗藩關係之抨擊；對朝鮮自主、自立及開國之提倡；以及對朝鮮社會走向文明開化之期盼。朴氏的門生，如金玉均（字伯溫，號古遇，1851－1894年）、徐光範（字敘九，號緯山，1859－1897年）、洪英植（字仲育，號琴石，1855－1884年），以及朴泳孝（字子純、無量，號春皐，1861－1939年）等，均為韓國近世開化思潮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思想上深受朴珪壽之影響。由是，朴珪壽在近代韓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實在舉足輕重，不宜忽略。

第三節的主題是「近代報刊與社會生活」，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林啟彥教授擔任主持，第一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的「《浮生六記》中有關琉球的記載」，文中提及清代中期沈復的自傳體小說《浮生六記》，完全寫實而又詩意化地描述自己的婚姻生活和人生經歷，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價值已於定評，並於國外受到重視，已有英語、法語、德語、日語、俄語等多種譯本。此書是沈復於1808年（嘉慶十三年）作為赴琉球使團正使齊鯤的幕客，渡海參加冊封琉球國王盛典期間，在琉球那霸使館中寫成的回憶。原著共有〈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六篇，初以抄本流傳，1877年（光緒三年）在《申報》首次刊出，但只有前四篇，據稱後二篇已佚。民國時期，北京樸社於1923年出版了俞平伯重新整理的校點本；1935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美化文學名著叢刊》，收有「足本」《浮生六記》，所補兩篇，被認定是好事者「張冠李戴」的膺品，〈中山記歷〉乃李鼎元《使琉球記》改頭換面，〈養生記逍〉（「逍」本作「道」）是據張英《聰訓齋語》及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鈔》等書改寫而成。2009年，海內出現了據傳是《浮生六記》〈中山記歷〉稿本的《冊封琉球國記略》。但亦有學者指出，《琉球國記略》不能斷定是沈復的作品，作者應該是赴琉球冊封使團中的一名從客，雖然如此，實亦具有一定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周佳榮清楚交代沈復赴琉球及《浮生六記》成書情形，該書現於坊間和付梓經過，從而分析〈中山記歷〉的真偽問題，以及《冊封琉球國記略》與該篇的關係。第二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丁潔的「《循環日報》與近代中國報業發展」，文中指出1874年王韜創辦《循環日報》，這是香港第一份由華人創辦中文報紙，藉著探討它的內容，一方面可以釐清報紙本身的發展脈絡，另一方面，有助於分析近代中國報業發展的路向。王韜在《循環日報》上常常發表評論，是中文報刊政論之始。《循環日報》發行時間很長，直至1946年9月才正式停刊，在香港、內地乃至海外都頗具影響。《循環日報》不獨在香港報業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在整個近代中國報業發展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不但表現在它是中國第一份以政論著稱的報紙，它的風格對之後的報刊也影響巨大。例如文中談到早於《循環日報》創辦的上海《申報》，它的主理人曾派錢昕伯來港學習辦報經驗，作為王韜的女婿，錢氏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王韜商討該怎樣辦一份報紙，王韜的意見涉及《申報》從內容到形式的方方面面。第三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羅婉嫻的「女為悅己者容：從《良友畫報》的化妝品廣告探討上海婦女的美容情況（1926－1941）」，文中提到《良友畫報》是20世紀20、30年代的時尚讀物，化妝品廣告是畫報重要的廣告客戶。隨著西方化妝技術的傳入，舶來化妝品在中國大規模傾銷，更成為上海摩登女子的必需品，因此，《良友畫報》的化妝品廣告亦以舶來化妝品為主。縱然在30年代中期出現提倡婦女使用國貨的運動，但舶來化妝品廣告沒有因而減少。「女為悅己者容」，婦女對美麗容貌的追求是不會受時代、政治而改變。羅婉嫻介紹並分析畫報中化妝品廣告的內容，從而了解當時上海婦女的美容情況。第四篇是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侯勵英的「『所望於吾國女子者』：《中華婦女界》所建構民初女子的生活態度」，文中提到上海中華書局成立於1912年，創辦人陸費逵（1886－1941年）有感國民教育的重要，實為繫於一國之文明，故希望每人都能在各個知識領域內有所涉獵。其中女子教育固然是他的焦點所在。1915年，中華書局順應出版潮流，開拓以女性為讀者眾的潛在市場，刊印了《中華婦女界》，由中華婦女社為主理單位。而《中華婦女界》是一份針對女子為主要讀者群的生活消閒式刊物，共出版18期。縱使它的期數不多、時間不長，但在近代中國的急劇轉型年代裡，它凝聚女性的力量，讓她們覺醒其社會的定位，塑造了女子應具備的社會角色和生活態度。因此之故，從翻閱這套刊物的過程中，不僅可以了解民國初年女性刊物的出版特色，從中更能夠窺探出在「新與舊交融」的時代裡，民初女子的日常生活面貌，藉此展示她們如何被建構成既「傳統」又「洋化」的女性形象。第五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譚貴軒的「《雞與蛋》雜誌與民國晚期的實業文化觀念」，內文指出清朝晚期，中國興起一股「實業」風潮，鼓吹創辦新式商業及工業，以改善國家疲弱經濟。這股思潮在民國時期仍有重要影響，而雞蛋業則在此背景下脫穎而出，由民國初年僅為農村副業，到1930年代成為中國重要出口貨品。《雞與蛋》雜誌刊行於1936至1937年，由中國蛋業精英撰寫文章，既有蛋業出口翹楚的專論，亦翻譯及轉載不少外國新聞與科學知識，目的是推廣及改良雞蛋生產。雜誌創刊的時代獨特，可反映民國實業家如何在文化、身份及政治危機之下，加以比較中西的生產方法及生活方式，並試圖用以改良產業，達致國富民強的理想目標。

最後一節的主題是「人物思想與學術研究」，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擔任主持， 第一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袁展聰的「『投筆從戎』──晚明袁崇煥及其部將之研究」，文中談及明末名將袁崇煥在遼東，構築一條穩固的防線，使後金難越雷池半步。縱袁崇煥之努力，阻不了滿清入關，但其戰績仍足炳耀史冊。袁崇煥的部將在這些戰鬥中，貢獻良多，但史學界對此研究則有所缺乏。袁展聰從《明史》等史籍中搜集有關資料，說明這批部將的重要性，並以西方軍事理論分析袁崇煥的統帥之道，指出袁崇煥在遼東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第二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劉繼堯的「存天理去人欲，變化氣質的武術哲學之形成──以孫祿堂武術論著為例」，內文指出中國武術在清末民初，由於時代的劇變，出現了新的意義。在「救國圖存」的背景下，不少民國武術家均提出習武以保國，例如薛顛在《五形拳》說「練武功者須守戒愛國」，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似乎有武術家，接續理學的統緒，結合明清武術理論，將理學融合於拳術之中，使武術成為成德的渠道，繼而性命雙修。本文旨在以孫祿堂的武術論著為研究對象，藉此說明中國武術道德的形成情況。第三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文兆堅的「『通識型』的史學家：傅樂成（1922－1984）生平及其史學研究」，文中先介紹傅樂成（1922－1984年）的生平。傅樂成字秀實，山東聊城人，是二十世紀著名史學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辦人傅斯年的侄兒。他自幼跟隨伯父傅斯年生活，1945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歷史學系。繼後國共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播遷台灣。傅樂成隨傅斯年一齊來到台灣，繼而在台灣大學任教，時間超過三十年，其間前往美國耶魯大學進修。教學之餘，傅樂成亦進行史學研究，除撰寫《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與《傅孟真先生年譜》各書外，還發表了若干篇學術論文，探討由漢至民國時期的中國歷史，這些論文先後結集成書，分別是《漢唐史論集》、《時代的追憶論文集》，以及《中國史論集》。由此可見，傅樂成兼具通史研究與專題史研究之長，是一位富有歷史通識的史學家。文兆堅根據傅樂成的個人著作，輔以關於傅樂成的其他學者研究成果，除講述傅樂成的生平經歷，還進一步剖析其史學研究作品，揭示傅氏在中國歷史個別關鍵問題上的本身見解，為研習國史者提供有益的參考。最後一篇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區顯鋒的「陳荊和對越南史研究之貢獻」，文中談到史學家陳荊和（Chingho A. Chen, 1917－1995）以研究東南亞華僑史見著，而於整理越南史料方面成績斐然；同時通曉日本歷史與文化，為香港的日本研究奠定基礎，為本地培訓接班人才。他一生的著述等身，分別以中文、日文、越南文、英文發表，包括專書、史料集多種，以及論文超過六十篇。但因港臺兩地史學界向來重視中國史研究，對他的學術研究及其貢獻有所忽略，迄今有關其生平及研究概述的文章僅得三篇，相關研究述評仍有補足之處。鑒於全面評論其學術成就，殊非易事，非通曉上述數種語文不可，更何況他的研究涉及面既廣，課題專深。其中就越南史的研究既博且精，凡歷史地理、民族史、語言文字等發展，均有涉獵，而越南華僑史及越南對外關係史的成果也尤見卓然，用功至深。區顯鋒透過散見於不同刊物的論著，及流佈各處的史料集，加以系統梳理，嘗試對其越南史研究作出鳥瞰式介述，並深入討論陳荊和在越南華僑史及越南對外關係史這兩方面的學術發現及貢獻，勾勒其研究方法及治學特點，揭示其著述及所編校的史料如何在有關領域研究發揮開拓和啟導的作用。

香港浸會大學逸夫校園永隆銀行商學大樓211室 [WLB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