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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初對外政策的改變
鄭和下西洋時乘坐的寶船復原圖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鑑於國家初定,蒙古人仍擁兵漠北,因此集中力量於國內政治和北方邊防,無意經營外域,且告誡子孫不許用兵海外。然而防禦北方敵人南下,須有良馬以加強武備,而本國又缺乏,惟有仰給於外番,是故通西域之事,實不可無。洪武中,明太祖見局勢已穩,遂有通西域之意,屢遣使招諭,卻無至者。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命傅安、郭驥等人齎璽書金幣,率將士一千五百人赴西域,出嘉峪關,抵達撒馬兒罕,其酋長驕倨不順命,傅安等人竟遭羈留。直至永樂五年(1406年),即十一年之後,才把傅安送返,原先的一千五百人,只剩下十幾個人回國。

不過,明成祖朱棣在此之前,從永樂元年(1403年)開始,已經派司禮監太監侯顯出使西域,征番僧,自是中官銜安異域者,先後接踵。其中規模最大、路途最遠、收效也最大的一次,是永樂十二年(1414年)李達、陳誠、李暹等人之使,總共到過十七個國家,翌年回國,陳誠並以所寫《使西域記》獻上朝廷。此書有不同版本,大抵而言,包括《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兩種,《使西域記》宜為其總名或通稱。《明實錄》、《明史稿》和《明史》中有關西域的描述,基本上就是據書中記載寫成的。李暹、李達為二人,史著或誤為一人。

明成祖踐祚後,對外政策為之一變,據《明史》所述,是由於明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縱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鄭和下西洋,始於永樂四年(1406年),據《明成祖實錄》記載,鄭和於翌年九月回國;同年,撒馬兒罕遣使臣送傅安等自西域回,明成祖厚賚其使,自此屢有遣使西域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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