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育網絡》的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分別登載筆者撰寫的〈南宋臨安城的歷史：建都原因、城市佈局、主要建築、著名勝景〉和〈論南宋臨安的經濟〉兩篇文章，討論南宋時期的首都──臨安，即現在的浙江省杭州市，它的政治、經濟、地理，以及建築等不同方面發展。事實上我們亦不能忽略南宋定都臨安時期，中國與海外國家的關係，因此本文旨在論述臨安與中外關係形成的背景，還有中國與日本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在泉州出土的南宋海外貿易貨船

南宋政府與海外國家發生關係，與宋代海外貿易盛行有關。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指出宋代海外貿易蓬勃有四個原因：（一）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二）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三）對外政策和貿易制度的影響；（四）海外市場的擴大。

首先，在宋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宋代政府鼓勵墾荒，實行不抑兼併的土地政策，使到耕地面積增加，生產效率提高，農業蓬勃發展帶動了手工業（製茶、製瓷、製鹽、釀酒、造船、礦冶）和商業的進步，社會經濟繁榮為海外貿易成長提供了堅實的發展基礎。此外，宋代出現了經濟重心的南移。東晉以來，隨著北方人口的不斷南遷，江南地區持續被開發。及至唐代中後期，已經出現了「財賦重心」（韓國磐語）的南移。宋代時候國家經濟重心進一步移向東南地區。黃純艷分析了經濟重心南移與海外貿易盛行的關係，他說「不僅使出口商品的供給地轉移到離港口更近的東南沿海地區；與經濟重心南移相伴隨的政治中心和消費中心的東移和南移使進口品的主要消費市場也更接近貿易港口」；「經濟重心向南方的轉移，特別是東南地區經濟的崛起，為海上貿易的發展奠定了直接的物質基礎，成為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興旺的最根本動力。」而宋代海上貿易興起的歷史意義重大，就是「從此以後西北陸上絲綢之路把獨佔了千年之久龍頭地位讓給了東南海上貿易。」

其次，在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方面，《夢梁錄》卷十二表示宋朝「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者三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五千料約合三百噸。宋代海船在製造技術上有不少創新。宋船船身用耐腐的枋木累叠數層而成，又設置了水密隔艙，增強了抗沉性和橫向強度。宋船還改革了以前使用木錨的傳統而使用了鐵錨。寧波發現的宋船則有舭龍骨設備，可以在航行中起到防搖減搖的作用。

宋代航海技術發展最大的突破，就是將指南針運用於航海。春秋戰國時期，中國人已經發明指南器具，出現了司南和指南車。後來還有指南魚。不少學者認為公元十世紀左右，正值五代宋初時期，指南針開始在航海中使用，在此之前國人航海完全以星宿和地表目標定方位。北宋科學家沈括《夢溪筆談》提到幾種用磁針定方位的方法，如縷懸法和水浮法。水浮法就是把磁化的鋼針穿在燈芯草中，浮於水面。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表示「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它反映出北宋時期星宿定方位法仍廣泛運用，指南針的使用尚處於初期階段。

不過南宋時候指南針在航海中的使用較前熟練和普遍。海船中設置了專門管理指南針的人員，稱為火長。《夢梁錄》清楚地指出「風雨晦冥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釐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繫也。」針盤即是指南羅盤，由磁化浮針與圓形底盤構成。羅盤的採用增加了指南針的準確性，使到指南針完全取代了星宿定方位的辦法。指南針的使用令到宋代前往東南亞和印度等地貿易的周期為為縮短，而航海安全和效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除運用指南針外，宋人又掌握了東至日本、高麗，南到東南亞，直至中東的季候風規律，兼且對海洋潮汐作出了研究，進一步提升了航海技術。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進步，減少了海上貿易的風險，擴大了海上貿易的規模，降低了海上貿易的成本，使到更多國人投身海上貿易事業。

再其次，對外政策和貿易制度的影響方面，不論是北宋或南宋，均面對北方和西北的嚴重外患，如遼、西夏、金與蒙古，國防開支龐大，宋室只好盡力增加財政收入，鼓勵海外貿易，設立市舶司制度。唐代已設市舶使，宋代把市舶司制度發展為有完整的管理機構和系統的制度條文的貿易管理體系，在廣州、泉州、杭州、明州、溫州、秀州和密州各地設置市舶司。市舶司主要有八個職責：（一）貢使的接待與蕃商的招待；（二）蕃舶入港的檢查；（三）舶貨的抽解與博買；（四）抽博貨物的送納與出售；（五）舶貨販易的管理；（六）華商汛海貿易的管制；（七）海禁的執行與私販的緝防；（八）蕃坊的監督與管理。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指出「經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由此可見，市舶司制度成為宋室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此外，宋廷亦支持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對於貿易表現傑出的民間商人，會直接授予官職。結果沿海居民紛紛投身海上貿易，海商人數增多，掀起了宋代海外貿易的發展高潮。

最後，海外市場的擴大方面，從東亞、東南亞、印度、阿拉伯直到歐洲，由於受到城市的興起、集市的出現、貿易區的形成、十字軍的東征、對外貿易的鼓勵等因素影響，喚起了東西方貿易的復蘇，為宋代海外貿易提供了穩固而廣闊的市場。至於南宋時期海外貿易的狀況，就是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航線被中國商人壟斷，而中國商船經爪哇、蘇門答臘、錫蘭，遠航至波斯（伊朗）。當時輸入中國的主要貨品，計有香料、藥材、象牙和珍珠；中國輸出商品分別是絲織品、陶瓷器、金銀和銅錢，當中以瓷器為大宗。

南宋的海上貿易發達，促進了中外兩地人民的交往，除商人外，不同身份人士也乘坐中國商船來到中國。臨安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又是國家的經濟和文化重鎮，因此不少外國人士前來臨安，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其中南宋時期中國與日本的交往，最為值得我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