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193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始於1915年，同年《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創辦人是陳獨秀。不久陳獨秀在北京大學工作，北京大學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將新文化運動發展推向頂峰。學術界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源流的問題時，多注意它與清末維新運動的關係，陳萬雄表示「一般地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雜誌》的創刊為標誌。1917年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的結集，遂使運動得以風靡全國。至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想發展的源流，學術界多遠祧維新運動而反置緊接五四運動的辛亥革命於不論。」不過陳萬雄認為辛亥革命的影響不能忽視，原因是「維新運動雖出現於前，辛亥革命運動出現於後，然則兩個運動之勃興前後相距不過數年，而且在晚清的最後十年間，是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並峙的局面，且愈到後期，革命運動愈成主流。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發展上之與前此兩個運動的承傳關係成了瞭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可迴避的問題。」

陳萬雄根據五四新文化運動內容，還有該運動的重要人物，揭示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的傳承關係。他指出「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無論是反傳統思想、白話文的倡導、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淵源，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脈相承的條理。即使在人事譜系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原先則屬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系統。不僅如此，如果從廣闊的視野，打破過往以歷史事件作理所當然的分期的局限，對歷史的理解會有一不同的面貎。」《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書前身是陳萬雄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書首有〈序言〉。繼後有七章：第一章〈新青年及其作者〉；第二章〈北京大學的革新力量〉；第三章〈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與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第四章〈五四運動在安徽〉；第五章〈辛亥革命時期的反傳統思想〉；第六章〈清末民初的文學革新運動〉；第七章〈結論：革命家與啟蒙者的雙重角色〉。該書有簡體字版本，1997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2】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303頁）
從明代中期開始，民間文學逐漸受到中國文人學者的注意，他們對民間文學進行記錄。清代末期，由於民主意識的初步覺醒和西洋文化思想的啟導，一些先覺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有意識地收集民間歌謠、諺語、笑話、小說和戲曲，另一方面用科學的觀點去解釋和評論它們。五四運動前夕，北京大學發生了有關近世歌謠採集和刊行的活動。該校成立了歌謠研究會，刊印《歌謠》周刊及叢書。不久又設立了方言調查會和風俗調查會。五四運動爆發以後，北京大學的民間文學研究活動，亦在其他中國的城市出現，形成了一股熱潮。自二十年代中期起，因為北京政局的紛亂和北大學校經費的枯竭，從事歌謠採集和民俗調查的北大師生南下廣州，在中山大學繼續研究，1927年成立了民俗學會。踏入三十年代，部分民俗學者在杭州建立中國民俗學會，創辦刊物和叢書。此外又廣招同志，扶助地方的民俗機構及刊物。

《到民間去》一書集中探討1918至1937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研究活動。本書原來是英文著作，1985年在美國出版。中譯本書首有鍾敬文〈中譯本序〉、洪長泰〈中譯本自序〉、李歐梵〈英文版序〉和洪長泰〈英文版自序〉。洪長泰〈中譯本自序〉闡明《到民間去》的內容，他說「這本書主要討論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間文學的發掘、討論和推廣。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當時，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進行了重新估價。但是，歷來研究五四文學的著作，忽略了青年民間文學家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和鍾敬文諸先生大力提倡與熱烈討論的民間文學。《到民間去》並不單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的書，它還是一部有關民俗學和文化史著作。」除〈緒論〉外，全書另有七章：第一章〈民間文學的發現〉；第二章〈開拓者〉；第三章〈歌謠〉；第四章〈傳說〉；第五章〈兒童文學〉；第六章〈諺語〉；第七章〈知識分子與民眾〉。

【3】Chang-tai Hung（洪長泰）,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戰爭與大眾文化：1937至1945年間近代中國抗戰時期》）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432 pages）
抗日戰爭後期，著名文學家郭沫若表示「在抗戰尚未開始之前，曾有人為文藝擔憂，以為戰爭一開始，愛國的作家必然投筆從戎，文藝便會遭遇重大的損失，或者甚而至於停頓。然而在抗戰進行五年半的今天，確實地證明這種想念純然是杞憂了。抗戰以來，文藝不僅沒有停止它的活動，反而增加了它的活動；不僅沒有降低它的品質，反而提高了它的品質。」中國內地學者虞和平〈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新文化的新發展〉一文則指出「在這一階段中，無論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還是在國民黨統治區，中國的文藝界和文藝發生了適應時代需要的新變化，廣大的文藝工作者組織起各種團體從事文藝救亡活動，提出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更加注意文藝的大眾性和創造性，從而既發揮了動員民眾抗日的作用，又獲得了自身的新發展。」

文藝界的最新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文藝界結社程度的提高。在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出現了中國文藝協會、特區文藝界救亡協會、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等。在其他地方，也出現了中國劇作家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此外，國內的漫畫界、美術界、木刻界、歌詠界、音樂界等亦先後成立抗敵協會。文藝界結社目的，就是加強宣傳和教育力量，更好地為抗戰服務。第二，文藝理論的時代性與現代性追求。文藝界人士提出文藝應該成為教育和動員廣大民眾抗日救亡的工具，主張文藝要大眾化，同時也探討舊文化與新文藝關係、民族文藝與西洋文藝關係，以及新文藝的民族形式與現實主義關係三個問題。第三，舊文藝的改造和新文藝的推廣。一方面是新文藝利用舊文藝形式，並對舊文藝進行改造。另一方面是把新文藝從大都市轉移至小城市，又通過「文藝下鄉」運動，把新文藝從城市推廣到農村。洪長泰《戰爭與大眾文化：1937至1945年間近代中國抗戰時期》討論抗日戰爭時期，城市流行文化如何被支持抗日的中國人「政治化」和「大眾化」，藉以抵禦侵略中國的日本人。全書除〈導論〉外，另有七章，論述抗戰時期中國的戲劇、漫畫、報章、文學、舞蹈、音樂，它們與政治的關係。

【4】鮑紹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217頁）
書首有周策縱〈序言：從形象憧憬進到真知〉和鮑紹霖〈自序〉。本書以中西文化交流中民族形象的影響為探討主題，作者在〈導論〉中揭示民族形象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他說「第一，在倡議者的描述與鼓吹下，人們會對他們心儀的學習對象或典範形成膨脹了的或理想化了的不實形象；第二，形象或憧憬是非常強大的力量，有時可使人們盲目地追隨想像而忽略了實際問題；第三，雖然在形象導引下，人們的行動不一定正確，有意栽花而不發，但是在機緣巧合之下，卻可能無心插柳而『成蔭』，而改寫一個國家的歷史和命運。」至於本書撰寫的動機和宗旨，就是「學者們，尤其是西方的學者們，久已多方面研究西方的中國觀，但近代中國志士對西方先進國家的形象、及後者有否影響我們找尋強國保種之途的問題卻仍少為學者垂青。本書旨於探討中國志士自維新運動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如何以蘇俄、英、法及德國為國家典範，尋求救亡及到達所謂現代文明的路途，以及討論他們在尋覓時的憧憬與現實的分歧和矛盾。」

繼〈導論〉後，本書分別有六章：第一章〈他山之石？先進國家民族在文化交流中的典範作用〉；第二章〈開明帝制：俄國對中國維新志士的啟示〉；第三章〈「富國強兵」：大英帝國對改革派的啟示〉；第四章〈文明與革命：法國與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第五章〈火鳥重生：德國與民國政治文化〉；第六章〈結論及觀察〉。鮑紹霖在第六章中提出三個結論：（一）選用西方強國為救亡或文明典範時，我們的倣西先行者表示了他們除了西方的哲理或理論以外，還有其他的考慮、矛盾和取捨。（二）中國志士挑選的一系列西方先進典範族國，證明了向西方強國尋覓典範並非是歷史上偶然的、短暫的或影響有限的個別事例。（三）志士在引用典範方面雖然有前後相似的地方，但現實環境不斷改變，倡議倣效西方族國典範者的視野、關懷與手法也有改變。

【5】陳萬雄：《歷史與文化的穿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447頁）
《歷史與文化的穿梭》一書性質是雜著，既有長篇的、嚴肅的學術論文，又有短小的、比較輕鬆的散文。除〈作者序〉外，本書共有六個部分：（一）史學蠡測；（二）師友豐采；（三）出版卮言；（四）文史雜筆；（五）天聲人語；（六）附錄。陳萬雄根據文章內容主題，把它們分為四類，分別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歷史文化、中文圖書出版，以及關於師友和學術界長者的紀念。陳萬雄回顧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歷程，他說「筆者學術專業主要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尤集中於清末民初的幾十年。自大學三年級開始，主要受業師王德昭教授的薰陶感染，就專注於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海外六七十年代強烈關懷中國命運的社會文化氣氛的牽引，也是專志研讀近代史的重要外緣。」

此外，陳萬雄還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解釋撰寫雜文的原因。陳萬雄表示「成果除了《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三聯書店）兩部小著外，就是集中這些關於近代史的文章了。由於工餘時間的有限和不完整，寫長篇的論文，已是奢侈的願望，愈往後寫的都是隨意閱讀中發現的問題的雜文，不具規模了。」

書中有關中國近代史的文章，計有〈李大釗與辛亥革命〉、〈孫中山與五四知識分子〉、〈新文化運動前陳獨秀的政治活動和思想〉、〈五四新文化的反思〉、〈吉野作造與五四運動〉、〈坐而論道還是坐言起行──論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晚清的白話報〉、〈評本哲明‧史華滋編《五四運動的回顧》〉、〈跋馬一浮致丁輔之函──談熊十力與新儒學〉、〈跋章士釗《將軍嘆》──趙爾豐與近代政局〉、〈臺靜農與晚年的陳獨秀──讀《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親睹蘇曼殊的兩幅真迹畫〉、〈華商眼中的日本文明開化──《東洋風土竹枝詞》閱後感〉、〈談雨果《悲慘世界》最早的中譯本〉、〈李大釗的一篇佚文〉、〈讀茅盾回憶錄筆記一側──關於陳獨秀的《中國拼音文字草案》〉、〈蔡元培三顧陳獨秀〉、〈近代革命知識分子的足音──讀《陳原散文》〉。

【6】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340頁）
洪長泰在本書〈自序：新文化史的探索〉分別解釋什麼是「文化」、「文化史」和「新文化史」。「文化」方面，就是「指大眾認同的價值、心態、觀點、信念、態度、藝術情操和宗教意識。」而「文化史」方面，「是研究大眾認同的價值觀念及共有的符號信息」；至於「新文化史」方面，它「不單在方法學上運用新觀點和新資料來探討文化問題，同時在理論上肯定文化是社會的基石、歷史變法的主因，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非馬克思主義所說的經濟活動的反映。」新文化史研究在西方出現，皆因人們對二十世紀前期主流的經濟史研究及社會史提出質疑。洪長泰表示「經濟史強調量化方法、經濟結構、生產消費和市場規律，而社會史則專注研究社會變遷、農村生活、工人組織和都市化。新文化史批評這兩種史學都忽視文化的重要，不明白它才是歷史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新文化史的思想來源有三，分別是新馬克思主學派、年鑑學派和文化人類學。此外，它還受到後現代主義和性別研究的影響。關於新文化史的研究特色，分別是研究普羅大眾的生活、重視動態的歷史（關注文化製作、傳播和被人挪用的過程），以及運用多樣的材料，如政治符號、圖像藝術和立體空間。不過，新文化史存在著四個缺點：（一）對文化的定義太廣泛；（二）假定了文化是一貫的和一致的；（三）把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四）過分強調「文本」的重要，忽略了史實和時間在整個歷史事件中的地位。《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一書的內容，就是「透過圖像（漫畫和木刻）、說書、歌曲、報章、節日慶典、紀念碑的探索，試圖從一個較新及較全面的角度來分析二十世紀複雜的中國政局。」全書共有九章：（一）豐子愷抗戰漫畫中的戰爭與和平；（二）憤怒的意象：民國後期的漫畫與公眾輿論，1945至1949年；（三）現代藝術與政治：廖冰兄漫畫中的困局；（四）社會主義的兩個形象：中共政治的木刻畫；（五）改造盲書匠：韓起祥與中國共產黨的說書運動；（六）歌曲的政治：中共戰爭音樂中的神話與象徵，1937至1949年；（七）紙彈：范長江與抗戰時期的新一代報業；（八）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九）寫在石頭上的革命歷史：一座國家紀念碑的建造。

【7】黎漢基：《社會失範與道德實踐：吳宓與吳芳吉》，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357頁）
吳宓（1894-1978），清華學堂畢業生，赴美國求學，獲取哈佛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燕京大學任教。吳宓既是《學衡》雜誌的總編輯，又是清華國家研究所的創辦人。《學衡》被視為民國時期文化保守主義陣營的重要刊物，因此身為《學衡》總編輯的吳宓，成為了文化保守主義陣營的代表人物。此外，吳宓亦是近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的好友。由於吳宓在學術界有重要地位，加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內地的「陳寅恪熱」，吳宓不斷受到學術界的注意，有關吳宓的學術研究著作數量不少。

相對而言，本書另一位主角吳芳吉（1896-1932）的知名度，與吳宓比較卻有雲泥之判。吳芳吉只是小學畢業，沒有放洋留學的經歷。他的一生大半時間均在中學任教。雖然吳芳吉曾經在大學（西北大學、東北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和重慶大學）作短期教授，還有擔任《民魂》、《新群》和《湘君》這些刊物編輯，但是就級數而言，吳芳吉任教的大學和編輯的雜誌，與吳宓比較有很大的差距。因為吳芳吉沒有顯赫的履歷，以及他英年早逝，造成他的名氣遠遠不及吳宓，關於吳芳吉的學術研究作品自然較吳宓少很多。

黎漢基《社會失範與道德實踐：吳宓與吳芳吉》一書主要探討吳宓和吳芳吉的交往史，皆因「從思想文化史的觀點來看，吳宓和吳芳吉的交往史，其意義絕不止於兩個個體生命歷程的認識，這還是一個生動而有趣的個案，我們從中可以觀察現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思想困境。」書首有〈引言〉。繼而有六章。第一章〈造反英雄的失敗〉追述吳宓與吳芳吉的家世和學習經歷。第二章〈求索道德理想〉闡述二吳在1912至1918年的際遇和學思歷程。第三章〈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交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二吳的影響。第四章〈不齊心的伙伴〉討論二吳在1921至1928年間的關係變化。第五章〈言行不一的苦果〉說明1929年吳宓離婚的因由、經過和影響。第六章〈道不同，不相為謀〉剖析二吳第二次分離後的局面。最後是〈結束語〉總結吳宓和吳芳吉不同的價值選擇方式。

【8】周佳榮：《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版，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335頁）
本書初版出版於1999年。在第二版中，除原有十五篇論文外，還增收了三篇文章，放在本書的「附錄」。這三篇文章分別是〈「蘇報案」論爭始末述評〉、〈近代中國留學史研究趨向〉，以及〈梁啟超研究的新開展──從二十一世紀出發〉。書末〈重印後記〉交代了該三篇文章的產生源起。作者表示「近幾年來，我在先前積累的一些研究基礎上，加倍用功，出版了幾本新書。《蘇報與蘇報案──1903年上海新聞事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是舊著《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的改版，《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與新民叢報》（香港：中華書局，2005年）是長期探討梁啟超言論思想的一個小結；與丁新豹、黃嫣梨合編的《近代中國留學生論文集》（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6年），則是近期比較關心的研究課題。上述專著出版後，每見學界有一些新的成果，我總希望繼續跟進，所以又寫了幾篇相關的小文章。」

至於本書原有的十五篇文章，分佈於「亞洲聯繫的開展」、「維新和啟蒙思潮」和「政治變革與復興」三輯，每輯各有五篇文章，文章順序是（一）近代中國思想家的亞洲觀；（二）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明治日本人在中國的言論活動；（三）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四）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五）梁啟超與《越南亡國史》──近代中越關係史上的一段插曲；（六）從「時務」到「新民」──梁啟超早期的言論和思想；（七）中國國民性的更新──梁啟超《新民說》析論；（八）梁啟超與近代中國學術文化的更新；（九）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十）《民報》與《新民叢報》論爭的再評價；（十一）章太炎論印度民族獨立運動──清末一個國粹主義革命家的亞洲觀；（十二）辛亥革命對亞洲的影響；（十三）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十四）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十五）魯迅與蔡元培──從拒俄運動到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9】林啟彥：《近代中國啟蒙思想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年。（484頁）
林啟彥在本書〈自序〉中回顧自己的學術研究興趣和研究重心，他說「在我過去的教研生涯中，早年的學術研究興趣主要集中於中國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特別是關注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論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知識份子民主主義思想萌生與發展所起的作用與影響的問題。踏入九十年代，我的研究重心轉向中國近代化的課題，尤其對晚清至民國期間兩個活躍的知識群體的近代化啟蒙思想的組成與特點，深感興趣。其中第一個是以香港為活動基地的知識份子。另一個是活動空間更廣，兼有留英或留日學習與生活經驗的知識群體。我發現，他們的思想與理念自成一局，獨具特色，與稍後湧現於五四時期、以激進姿態批判傳統為主調的啟蒙思潮，先後輝映。」

《近代中國啟蒙思想研究》一書是論文集，內容分為三輯。第一輯「近代中國政治思潮」有七篇文章：〈洋務運動時期（1861-1894）的議院論〉、〈戊戌時期維新派的大同思想〉、〈盧梭《民約論》的傳來及其對清末政治思想的影響〉、〈清末留日學界的民權思想〉、〈二十世紀初留日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辛亥革命時期的共和憲法〉、〈辛亥革命與章士釗──由激進到穩健的政論家〉。第二輯「孫中山、王韜與香港知識份子」有六篇文章：〈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民約論》〉、〈孫中山論政黨政治〉、〈孫中山的海防建設思想概觀〉、〈王韜的海防思想〉、〈王韜中西文化觀的演變〉、〈清季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與香港知識份子〉。第三輯「嚴復思想新詮」有七篇文章：〈嚴復與何啟──兩位留英學生近代化思想模式的探討〉、〈論嚴復的保守思想──《政治講義》的一種剖析〉、〈民國初年嚴復尊孔與重儒的思想──「新民德」觀的探討〉、〈嚴復與章士釗──有關盧梭《民約論》的一次思想論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嚴復的國際政治觀──參戰思想的分析〉、〈五四時期嚴復的中西文化觀〉、〈論嚴復思想的價值與貢獻〉。書末分別有〈代結語：近代中國早期自由思想的再思〉與〈附錄：林啟彥著述要目〉。

【10】Edmund S. K. Fung（馮兆基）, The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odernit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Republican Era（《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319 pages）
鄭大華《民國思想史論》一書分析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發展的特點。首先，是思想鬥爭異常激烈和複雜。這特點的出現，皆因有多種思想文化並存，這樣思想鬥爭自然異常尖銳、激烈和錯綜複雜。鄭大華認為上述情況的出現，與民國時期政治鬥爭有密切關係，他說「民國時期思想文化鬥爭的尖銳、激烈和錯綜複雜，實際上是民國時期政治鬥爭尖銳、激烈和錯綜複雜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激烈和複雜的思想文化鬥爭，導致思想家群體和思想流派甚多，思想文化論戰此伏彼起。當然該情況的產生，尚有其他原因：（一）新式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和壯大；（二）嚴重的階級和民族矛盾；（三）思想家有一定的自由活動的空間；（四）報刊業的發達和社會輿論的相對自由。此外，各個階級、階層和各種政治勢力及集團更加自覺地運用思想文化，也引致民國時期思想鬥爭不尋常的激烈和複雜。

至於中國思想在民國時候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就是民主與科學逐漸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國人視民主與科學為近代新文化的核心觀念或基本價值，並且出現幾種狀況。第一，追求民主、崇尚科學的運動和思潮繼續向前發展。第二，民主與科學的追求和崇尚開始在社會的各個方面貫穿。第三，再沒有人敢公開非難和反對民主與科學。民族主義浪潮汹湧澎湃是民國時期中國思想第三個發展特色。鄭大華認為當時的民族主義，是以愛國主義為主流，反映了民族危機的深重與救亡運動的高漲。民族主義發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第一階段是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第二階段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的「七七事變」；第三階段是1937年「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階段越後，民族主義越高昂。民國思想史的最後一個特色，就是西學傳入中國，它內容豐富，傳入途徑多元化，還有傳播西學的主體出現變化。馮兆基《中國現代性的思想基礎》探討民國時期多種思潮，如西化激進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改良社會思想、國家社會主義等，使讀者尤其是外國人加深對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特色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