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Lincoln Li（黎令勤）,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4-1949（《1924至1949年間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209 pages）
當代中國政治「巨人」毛澤東認為學生運動在中國革命中佔有著重要的位置，發揮著極大的作用。毛澤東表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邵鵬文和郝英達合著的《中國學生運動簡史（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一書亦對中國學生運動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參與運動的學生，表現前仆後繼，英勇奮鬥，有高度的愛國精神和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慨，對中國革命作出不朽的貢獻。

黎令勤《1924至1949年間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以三個方案，分析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第一個個案是黃埔軍校。該校全稱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校址設於廣東黃埔，簡稱黃埔軍校，是孫中山決定建立，得到蘇聯的協助，1924年6月16日，軍校正式開學，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黨代表制和政治工作制。黃埔軍校繼後設立五個分校。1926年2月，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30年9月停辦。第二個個案是西南聯合大學，又稱西南聯大。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內遷昆明，組成統一的聯合大學，聯合辦學。設文理、法、工、商、師範五院二十六系，兩個專修班，一個進修班。特色是治學嚴謹、學術自由。抗戰勝利後解散，三校分別回原址復校。

第三個個案是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目的是培養抗日軍政幹部。前身是1931年秋建立的中央紅軍軍校，1936年6月1日正式成立於延安，初名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20日改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學員以從部隊中抽調的幹部為主，同時也招收從全國各地來到陝北的傾向中共知識青年。先後建立十二所分校，至1945年8月培養了二十萬軍政幹部。《1924至1949年間中國學生的民族主義》一書共有十一章，探討上述三校學生在民族主義方面的思想和表現。

【2】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356頁）
近代中國在西力衝擊下，被迫向西方國家學習，藉此達致富國強兵，躋身強國之林的目標。學習西方國家的結果，就是導致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各方面，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西化」傾向或現象。就學術文化而言，最明顯的情況就是歐美式的學術機構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先後誕生，這些學術機構開展多項活動，推動中國的學術文化發展，例如招收學生培育學術研究人材；出版專著和期刊，發揚國人的寶貴研究成果。由此可見，探討近代中國學術文化歷史，絕對不能不注意中國的西式學術研究機構。

陳以愛一書前身是她的台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題目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早期的發展（1922-1927）──兼論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指導陳以愛撰寫碩士論文的老師，是已故的著名史學家逯耀東教授。這篇碩士論文分別在1999年和2002年，出版了繁、簡體字版本。本書的簡體字版本，開首有逯耀東〈序〉和陳以愛〈自序〉。繼而有〈前言〉，說明探討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意義，陳以愛表示「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發展趨向，其一是歐美式的學術機構在各地紛紛成立，出現了兩個重要的綜合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另外則是整理國故運動。這兩種趨向在學術界之興起與滙合，追根究底，皆可溯源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之創辦。」繼〈前言〉後，跟著有四章：第一章〈北大文科整理國故運動的形成〉；第二章〈北大國學門的創建與發展〉；第三章〈北大國學門整理國故的方向〉；第四章〈北大國學門對現代學術發展的影響〉。最後有〈結論〉、〈徵引書目〉和〈後記〉。該書揭示兩項重要事實：（一）國學門是中國現代大學中，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而建立起來的研究所；（二）國學門是整理國故提出後，第一個以國學研究為範圍而成立的學術團體。

【3】周佳榮：《蘇報及蘇報案──1903年上海新聞事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3頁）
《蘇報》於1896年6月26日在上海創刊，由胡璋（鐵梅）主辦，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注冊，托名為日商報紙。內容多載市井瑣事。1900年由陳範接辦，《蘇報》開始宣傳改良，傾向革新。1902年後該報成為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機關報，聘章士釗為主筆，章炳麟、蔡元培等為撰稿人，他們推荐鄒容《革命軍》，發表章炳麟駁斥康有為鼓吹改良政見的文章，《蘇報》革命色彩不斷濃厚。1903年7月，清政府與上海租界工部局，以「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的罪名，把《蘇報》查封，形成《蘇報》案，推動了排滿革命思潮的發展，有利革命運動的進行。《蘇報及蘇報案》一書源自作者的日本廣島大學碩士論文，論文曾於1979年由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書名是《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由於該書初版在書肆上很難找到，加上為了紀念蘇報案一百周年，因此作者決定重印該書。

本書〈前言〉揭示《蘇報》與蘇報案的重要性，還有介紹書中內容，周佳榮說「《蘇報》是清末革命史上重要的報刊之一，蘇報案更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二者對於晚清政治和思潮的趨演，都有非常巨大的影響。筆者以四年時間寫成《蘇報與清末政治思潮》，由香港昭明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此書闡明《蘇報》從主張維新、保皇轉變為鼓吹革命排滿的因由，分析報上激烈言論的出現以至最後釀成巨案的始末，並以之為線索，探討蘇報案前後中國思想界的情形，除了釐清《蘇報》與早期革命運動的關係外，還注重它在思想轉型期中所起的多方面作用。」全書共有九章：（一）緒論：清末的政論報刊與政治思潮；（二）《蘇報》的歷史及言論轉變的經過；（三）近代學潮興起與《蘇報》的關係；（四）上海政治風潮與《蘇報》的革命化；（五）《蘇報》的激烈言論及排滿革命主張；（六）《蘇報》對保皇立憲派人士的駁擊；（七）「蘇報案」發生的經過和結果；（八）《蘇報》及「蘇報案」的影響；（九）結論：《蘇報》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書末有兩個附錄：（一）《蘇報》關係大事年表；（二）《蘇報》存見論說目錄一覽。

【4】周佳榮：《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與新民叢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151頁）
《新民叢報》是1902年至1907年間梁啟超在日本橫濱所辦的刊物。本書以《新民叢報》的創辦經過、內容和影響作為探討主題，研究目的有五方面。第一，通過《新民叢報》創辦的始末，更具體了解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人士的活動情形和言論轉變。第二，分析《新民叢報》的內容和論旨，以明瞭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思想界的面貎，釐清新知識、新學說在當時所起的作用。第三，從當時中國知識階層對《新民叢報》的接受程度和排拒原因，析論新舊思想的交替、君憲論調與革命主張的對抗等問題。第四，以《新民叢報》為線索，探討梁啟超在這個時期的言論活動，並對其時急時緩的思想轉變，作一較具體、較透徹的理解。第五，考察《新民叢報》對此後中國的影響，包括為立憲運動造成輿論、助長排滿革命蔚為風氣，與新文化運動前後呼應，以及播下二十世紀中國主導思潮的種子。

書首有〈引言：我在梁啟超研究領域中的一些體驗〉。此外，又有上下兩篇和附錄。〈上篇、《新民叢報》與中國新知識份子的形成〉討論六個問題，包括：《新民叢報》在近代史上的意義、梁啟超刊行《新民叢報》始末、《新民叢報》的宗旨和內容、新知識和新學說的導入、新知識份子的思想搖籃、《新民叢報》的再評價。〈下篇、《新民叢報》時期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同樣六個問題，分別是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梁啟超的革命性言論、新知識群的響應及其趨向、梁啟超的君憲主張、梁啟超思想轉變的因由、梁啟超與革命派人士的論爭。〈附錄〉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梁啟超的署名和筆名；（二）梁啟超生平大事年表；（三）梁啟超研究書目解題。周佳榮從歷史、思想和學術發展三個角度，高度肯定了《新民叢報》，他說「從歷史發展而言，《新民叢報》代表進步的力量；從思想發展而言，《新民叢報》可以說是世界思潮的一個縮影；從學術發展而言，《新民叢報》更是一個先驅。」

【5】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279頁）
周佳榮在書中表示「外國人在華辦報，以英人最為活躍，日人次之，美、法、俄、德諸國人士又次之。出版的形式，最初是月刊，其次是週刊，再次為日報。設報目的，主要是為了方便辦報者所屬國家本身的僑民，或藉以宣傳其國策和主張；亦有專以中國人為對象而辦的，旨在促進與中國的關係。所以，使用的文字多是外文，主要有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德文等，也有用中文的。內容方面，初時不外乎傳教與經商，後來才逐漸涉及時事、政治、外交、文化、學術等問題。」日本人在中國報業活動方面，周佳榮指出「日本人開始在中國經營報刊，遠較歐美人士為晚，而且要到十九世紀末年甲午戰爭以後，才顯得活躍。若只就日人所創的中文報刊而言，數量更是超乎各國之上。中文報刊因讀者主要是中國人，所以對中國的影響實較外文報刊為大，在近代中日兩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尤有特別的作用和意義。這是我們應該重視日人在華辦報活動的理由之一。」

此外，周佳榮又回憶開展探討日人在近代中國辦報活動的經過，他說「始自1970年代對上海《時務報》和《蘇報》的措意，後來又專注梁啟超於日本橫濱刊行的《新民叢報》。其間，我接觸了日本人在華創辦的一些報刊，覺得這是近代中日關係尤其是文化交流史上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於是同時以此作為另一個探討對象。」除書首〈序〉外，另有八章：
（一）總論──日本人與近代中國報業；
（二）日人在華辦報的背景和早期活動──日系報刊的發軔（1882至1894年）；
（三）甲午戰爭後日人在華報業的崛起──日系報刊的開展（1895至1904年）；
（四）日俄戰爭後日人在華報業的奠立──日系報刊的定型（1905至1911年）；
（五）民國成立後日人在華的言論活動──日系報刊的延續（1912至1931年）；
（六）日人侵華期間的言論活動──日系報刊的沒落（1932至1945年）；
（七）近代中日關係史上的一個側面──日本對華政策與日人在華報業；
（八）結論──日人在華報業的歷史評價。《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亦有簡體字版本，2012年由湖南長沙的岳麓書社出版。

【6】李家駒：《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年。（307頁）
商務印書館於1897年在上海成立，它是近代中國出版業的「發祥地」，李家駒對此作出解釋，他說「商務可以說是近代出版業的發展根源，曾為業界培訓過不少出色，甚至是獨當一面的出版人材。1949年以前，中國多個重要出版機構的創辦人，大多出身於商務，或者與商務有一定的淵源。」接著李家駒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創辦者由商務舊人擔任的出版社，先後就有：中華書局（1912年）的陸費逵（商務編譯所主任）；世界書局（1917年）的沈知方（商務發行部經理、初期股東之一）；良友（1925年）的伍聯德（商務編譯所設計）；大東（1916年）的呂子泉、王幼堂、王均卿、沈駿聲（任職商務發行部）；開明（1926年）的章錫琛、葉聖陶（商務編輯）；新生命書局（1928年）的陶希聖（商務編輯）；上海出版公司（1945年）的鄭振鐸（商務編輯）；生活書店（1932年）、復社（1938年）的胡愈之（商務編輯）等。若追溯從以上各出版機構再衍生和發展的，或者計算曾在商務出書或擔任譯者而後來創辦出版社者，數目將更多。」最後，李家駒認為「商務可是近代中國出版業的發祥地，由它培育的新式出版人材所產生的文化作用和影響力，即可見一斑。」

本書前身是作者攻讀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時撰寫的博士論文〈上海商務印書館與近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和塑造（1897至1949）──從書籍出版史角度考察〉，該論文於2005年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簡體字版本。2002年，這篇博士論文獲取了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青年學人論文奬」，在中文大學的資助下，又出版了繁體字版本。全書共有七章：（一）近代文化史的新視角：書籍出版史；（二）機構：商務的發展與起落；（三）商務人：近代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四）書籍出版：商務的產量統計；（五）塑造與迎合：近代圖書市場；（六）製造文化影響：廣告效應；（七）總結：出版家的文化職能。至於本書探討主題，計有：（一）探討出版社如何製造知識的動態過程，以及認識出版社與圖書市場的關係。（二）出版社與知識份子的互動關係。（三）統計商務出版物的品種與銷數情況。（四）探討出版社等文化工業的作用與角色。

【7】周佳榮：《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268頁）
開明書店創辦於1926年，在上海出現，創辦人是章錫琛，他曾經在上海商 務印書館任職，擔任該館出版的《婦女雜誌》主編。1928年，開明書店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夏丏尊、豐子愷、葉聖陶等先後加入開明書店，使開明書店編輯隊伍的力量增強，推動了書店的出版業務發展。但是1937至1945年間爆發的中國抗日戰爭，對開明書店成長有很大的打擊，書店被迫遷往中國內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明書店成為公私合營機構。此外，書店總部亦遷往北京。1953年，共青團中央所屬的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合併，組成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有二十八年歷史的開明書店正式結束。開明書店發展最強盛時期，在全國十七處地方設立分店，它與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以及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號稱全國六大書店；又有人將開明、商務和中華三者看齊，視它們是上海以至全國「鼎足而三」的三大書店。

民國時期，開明書店出版了不少有質素的雜誌和圖書。雜誌方面，有《新女性》、《中學生》、《國文月刊》；圖書方面，如錢鍾書《談藝錄》和《人‧獸‧鬼》、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朱光潛《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夏丏尊翻譯的《愛的教育》、周谷城《中國通史》，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開明書店編輯和出版的學校教科書，現時在中國內地極受歡迎，有很高的銷量。周佳榮《開明書店與五四新文化》一書詳細論述開明書店的歷史，書首有〈前言：在開明好書中成長〉。接著有七篇：（一）總論篇：開明書店的歷程及其作風；（二）人物篇：章錫琛與「開明人」群像；（三）期刊篇：從《新女性》到《中學生》；（四）圖書篇：「開卷有益」的開明出版物；（五）作者篇：與開明書店結伴的文人學者；（六）營運篇：開明書店的經營和管理方式；（七）時代篇：五四新文化的實踐和發揚。書末有〈附錄〉和〈主要參考書目〉，而〈附錄〉由三個部分組成：（一）開明書店名著選介；（二）開明書店大事年表；（三）開明書店圖書總目。

【8】周佳榮主編：《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380頁）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誕生，同時中華書局亦於上海成立，創辦者分別是陸費逵、陳寅、戴克敦和沈頤等。有學者形容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分別是近代中國出版史上的冠軍與亞軍，可見中華書局在中國出版業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2年是中華書局成立的一百周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百年傳承──香港學者論中華書局》一書以作誌慶。書首有陳萬雄〈中華書局與中華文化的弘揚〉與周佳榮〈中華書局成立一百周年獻禮〉。繼後有「導論」，由周佳榮〈中華書局百年史略〉和丁潔〈中華書局研究述評〉兩篇文章組成。緊接著有三輯。第一輯「人物與經營」有論文五篇：蔡思行〈時代的追憶──不同的「我」與中華書局〉、梁偉基〈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史略──據《陳君葆日記全集》所載〉、丁潔〈常州人與中華書局──以「民六危機」為中心〉、彭淑敏〈陸費逵的教育思想與國民教育〉、曾漢棠〈陸費逵《修身講義》「示人以實踐道德之規範」思想初探〉。

第二輯「圖書與文化」有八篇文章：周佳榮〈近代圖書文化的開展──中華書局出版物述要〉、區顯鋒〈新世紀，新遊記──中華書局與1920年代中外遊記彙編〉、區志堅〈建構「男勤於外，女亦勤內」的女性「國民」──陸費逵的教育思想及《中華女子國文教科書》〉、姚繼斌〈中華書局與歷史文化教育：以教科書為中心〉、陳澤林〈國學南來，靈根植樹──1949年後中華書局在香港傳播文化知識初探〉、羅永生〈中華書局點校本《唐六典》的特點與史料價值〉、許振興〈文獻整理與宋代研究──「中國史學基本典籍叢刊」的啟示〉、袁振華和曾潔〈國語南漸 中華推普──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普通話教育書籍〉。

第三輯「雜誌與時代」有五篇文章：周佳榮〈中華書局與民國時期「書店期刊」的風行〉、文兆堅〈《中華教育界》與國人對道爾頓制的探討〉和〈陶行知與《中華教育界》〉、趙雨樂〈民國共和體制的抉擇──從梁啟超主編《大中華》雜誌說起〉、侯勵英〈以「修身」、「齊家」為己任──《中華婦女界》對傳統女子典範的重塑〉。書末有〈百年中華大事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