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世界上報業非常發達的地區之一，中文報業的起源亦很早，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本地出版的中文報刊為數相當可觀，對海內外華人社會影響頗大，在近代中國報業以至全球華文報業史上，擔當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報業史有時也稱為報學史、報刊史或新聞史，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報紙；至於新聞傳播史、大眾傳播史，則包括廣播、電影、電視等較後出現的傳播媒介。有關中國報業史的著作很多，其中亦有涉及香港報業和海外華文報業的介紹；而專論香港報業發展的書，一般也注意到香港報業與近代中國的關係。回顧學界的研究成果，不難發覺對於個別報紙的探討是頗為缺乏的，香港出版的報紙極少有專書或專文作出全面論述或專題研究。

關於中國報業史、新聞史的著作為數不少，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是奠基之作1，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2、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3，這些專著大多都是由中國報刊的起源講起，概述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歷程，穿插介紹重要的報刊和報人。書中通常都會提及香港幾種在報業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報紙，如《遐邇貫珍》、《中外新報》、《循環日報》等，方漢奇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二十五章第二節，就是專門論述港澳新聞事業的。但是，這些著述大多都集中於縷述香港新聞報業的早期歷史，即晚清時期香港的報業狀況，極少提及民國時期的香港報業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甚至隻字不提。

還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就是卓南生的《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4。卓南生發掘許多第一手的資料，彌補了報業史研究的一些空隙，並利用這些資料考證和修訂了以往其他著作中有分歧、有錯誤的地方，且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觀點。例如關於《中外新報》，卓南生找到了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報》，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一份；5他還找到了1859年間的《香港船頭貨價紙》79份。利用這些資料，卓南生指出早期的《香港中外新報》是週三次刊，而不是戈公振所說的兩日刊，並推斷該報是在1873年改為日刊的；通過比較，認為《香港船頭貨價紙》是《香港中外新報》的前身；又考證了日本刊印流傳的《官版香港新聞》和《香港新聞》，斷定所根據的中文原刊即為《香港船頭貨價紙》。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