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1368－1644年）末萬曆（朱翊鈞，神宗，1563－1620年；1572－1620年在位）年間開始，西方科技知識開始傳入中國，這股「西學東漸」的潮流成為推動中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而早期帶動這股潮流的正是天主教的耶穌會士，這是基於當時歐洲發生了宗教革命，新教基督教出現，其與舊教天主教形成分裂的局面。天主教為了擴張勢力，不得不向外另謀出路。剛巧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正向美洲以至亞洲進行海上擴展，故此，舊教耶穌會便乘勢派遣傳教士來華，藉此培植力量。

事實上，天主教在明末社會中的科學傳播算是十分順利的，這不僅是由於利瑪竇等耶穌會會士的努力外，還與當時的學術風氣有關。明末士人多空談心性，學術變得迂腐煩瑣，促使經世之學漸起。士人轉而講求實學，以振學風。加上，熹宗年間 （朱由校，1605－1627年；1620－1627年在位），外族滿州為患，朝廷深以為慮，改良軍事器械成為當務之急。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正好強調「格物窮理」，並講求科技器物的製作原理，順理成章地得到朝中人士所推崇。凡此種種，西方科學的傳播和發展，以及傳教士得到朝廷的重用和信任，實與當時的政治風氣有莫大的關係。

到了清（1644－1911年） 康熙 （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年；1661－1722年在位）五十九年（1720年），由於新教基督教反對舊教天主教容許中國教徒拜祭祖先、祭祀孔子以及進行其他祭祀的習俗，故此，激發起中西雙方在禮儀方面的之爭辯，最終清廷下令禁教。及後，雍正 （愛新覺羅‧名胤禛，1678－1735年；1722－1735年在位） 十三年 （1735年），由於傳教士介入皇位的繼承問題而再度引起禁教之舉，當時朝廷規定在北京的傳教士，除擔任欽天監等職外，其餘的必須逐出中國。自此即開展了百多年的閉關政策，中西文化的交流亦被窒礙，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才被迫重新打開門戶。然而，作為西學東漸的先聲，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和士大夫在推動科技的傳播，其開創之功卻不能否定，意義相當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