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綱》的撰寫源起與張蔭麟為南京國民政府編撰歷史教科書有關。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出兵侵佔中國東北,引起國人極大不滿,當時國內的教科書有不少排日內容,日本對此強烈抗議。針對這個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決定統一教科書內容,其國防設計委員會物色編撰中學歷史教科書人材,人選屬意傅斯年,傅氏則向當局推薦張蔭麟。張蔭麟於1935年接受任命後,立即向清華申請休假,加入中學本國史教科書編纂會,他與明史專家吳晗成為該編纂會的核心成員。他們決定以向國內專家徵稿方式來完成撰寫通史的工作。至於具體分工方面,張蔭麟負責漢代以前的部分,而吳晗則撰寫唐代以後,並且邀請千家駒、王芸生和賀昌群分別編寫鴉片戰爭後社會變化、中日戰爭和隋唐史三個專題。然而只有張蔭麟完成任務。他撰寫的教科書,是以抗戰前所發表的十篇文章為基礎。(表一)
表一 論文一覽
篇名 |
出處 |
發表時間 |
1. 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 |
不詳 |
不詳 |
2. 周代的封建社會 |
《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 |
1935年10月 |
3. 春秋時代的爭霸史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52期 |
1935年9月13日 |
4. 戰國時代鳥瞰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68期 |
1936年1月10日 |
5. 戰國時代的思潮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75期 |
1936年3月6日 |
6. 秦始皇帝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87期 |
1936年5月29日 |
7. 漢初的學術與政治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07期 |
1936年10月16日 |
8. 大漢帝國的發展 |
《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12期 |
1936年11月20日 |
9. 三國的混一 |
《益世報‧史地副刊》第45期 |
1937年1月12日 |
10. 孔子 |
《大眾知識》第1卷第8至10期 |
1937年2月5日、3月5日、3月20日 |
抗戰爆發後,在友人的催促和幫助下,1941年春夏之間,張蔭麟將教科書原有的八章和〈自序〉,再加上〈初版自序〉,交給了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以石印本形式在貴州遵義出版,題名為《中國史綱》第一輯。因為印行倉卒,著者名稱被誤植為楊蔭麟。繼後1942年再版,增入第九至十一章和〈再版自序〉。《中國史綱》的各章名稱,依次序是:(一)中國史黎明期的大勢;(二)周代的封建社會;(三)霸國與霸業;(四)孔子及其時世;(五)戰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六)戰國時代的思潮;(七)秦始皇與秦帝國;(八)秦漢之際;(九)大漢帝國的發展;(十)漢初的學術與政治;(十一)改制與「革命」。
張蔭麟在《中國史綱》的〈自序〉中,進一步交代本書的撰寫動機和寫作原則。他認為在抗戰期間「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發展而言,張氏指出:
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於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
就中國史學發展而言,總結和反映過去十年國內史學研究的成績,為國人在空前大轉變時期提供自知之助。他說:
過去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現,新研究範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壘壘的時代,期於不確定的將來了。……在這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在選錄史事上,張蔭麟強調只論述重要的歷史事件,並且提出五項標準,分別是(一)新異性的標準(Standard of Novelty);(二)實效的標準(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三)文化價值的標準(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四)訓誨功用的標準(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五)現狀淵源的標準(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tions)。簡單來說,就是史事愈新異愈重要;史事之直接牽涉,和間接影響於人群的苦樂愈大,則愈重要;文化價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訓誨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史事和現狀之「發生學的關係」愈深則愈重要。不過他認為在通史著作中要放棄第四項標準,原因是「所以要放棄它,不是因為歷史不能有訓誨的功用,也不是因為歷史的訓誨功用無注意的價值,而是因為學術分工的需要。例如歷史中的戰事對戰略與戰術的教訓,可屬於軍事學的範圍;歷史人物之成功與失敗的教訓,可屬於應用社會心理學中的『領袖學』的範圍。」與此同時,張蔭麟亦主張從因果角度和事情本身發展,將不同歷史事件聯繫起來,並闡明它們之間的關係。至於事情發展趨向有三種類型,就是(一)定向的發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二)演化的發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三)矛盾的發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
最後,作者在〈初版自序〉中,比較具體地說明《中國史綱》的寫作特色和探討重點:(一)融會前人研究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說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參入考證,不引用或採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載錄亦力求節省;(二)選擇少數的節目為主題給每一所選的節目以相當透徹的叙述,這些節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為背景;(三)社會的變遷,思想的貢獻,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顧並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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