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農圃道校舍外貌

錢穆與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的關係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桂林街時期（1950－1954）；（二）農圃道時期（1954－1963）；（三）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時期（1963－1964）。以下論述各時期的主要發展。

（一）桂林街時期（1950－1954）
1949年，錢穆與謝幼偉、崔書琴、劉尚義在九龍偉晴街華南中學租用三間課室，開辦新亞書院的前身──亞洲文商書院，開辦不久謝幼偉便離開香港。由於書院在夜晚授課，因此它又稱亞洲文商夜校，錢穆擔任該校院長一職，其間認識了上海商人王岳峰，他向學校提供援助，先為學校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賃數室，作為講堂及宿舍用途，1950年再斥資在九龍深水埗桂林街購得新樓兩層，以此作為新校舍，從此學校有固定校址。隨著劉尚義因不滿錢穆將學校改為日校而退出，加上崔書琴前往台灣，學校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三人主持。錢穆進而將校名改為為新亞書院，意指期望未來光明的新亞洲之出現，以十月十日作為校慶日（後來改為九月廿八日）。新亞書院在錢穆的領導下，開始正式發展，踏進其發展的第一個時期──桂林街時期。

桂林街時期的新亞書院，在惡劣的環境中掙扎求存，錢穆稱這時期是「學校最艱難困苦的時期」。除克服艱難困苦外，新亞師生亦努力實現其教育宗旨和方針，就是：

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方面應知一切學問智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惟有人文主義教育，可以藥救近來教育風氣，專為謀個人職業而求智識，以及博士式學究式的專為智識而智識之狹義的目標之流弊。

此外，保存和承傳中國傳統文化，為流落異鄉的年青人提供求學機會，也是新亞書院的創校目標。最後，為國家民族「藏器」、為重回中國大陸作出準備，亦都是新亞書院的成立原因。錢穆指出：

我堅定信仰中國文化有價值，它決不會使我們無價值。同時，我還堅信我們必將重回大陸，這一信念從那裏得來？乃是從我一輩子努力在要求瞭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價值的過程得來。我們為了準備迎接行將來臨的光明，必須懂得「藏器待時」。我們辦學校就是要為國家民族「藏器」，將來必有一日可以用上。總而言之，我們新亞書院的意義和價值，即是寄託在對國家民族前途的信仰上。因此，我們的校慶也與「雙十」國慶日同在一天。這就是堅信：終有一天，光明將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來臨，那一天才是我們的國家，學校一期待的日子。

新亞書院的教育宗旨強調「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至於宋明書院的講學精神，就是私人講學，培養通才，師生關係密切。所謂私人講學，即是書院由私人開辦，自由講學，不受政府的操縱或支配。新亞創辦人錢穆、唐君毅等並非政府官員，學校課程內容和管理方針的制定，則沒有任何政府的參與或干預。此外，新亞書院規定在低年級開辦以「培養健全之思想基礎」的基本課程，藉以實踐「先重通識，再求專長」的教育主張。從新亞書院學生楊勇的回憶，可見書院師生關係密切的特色。楊勇表示「同學們無事時，就到錢先生寢室裏坐，自人倫日用，以至往古來今，我們都任其興之所至，無拘無束的談論，毫不厭倦。每到過年，先生們一定要請我們去度歲，大家快樂地吃一頓飯。第二天新年了，我們就搶先向老師們拜年。」透過新亞書院對宋明書院精神的實踐，可以看到書院的性質和辦學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新亞師生的服務對象，並非其身處的香港，反而是中國內地，充分反映他們的「過客」心態。唐君毅說「新亞書院最初創辦時，大家師生夢魂繚繞的，是綠野神州的山川廣陸……將自己之所學，貢獻於我們原來所在之中國社會。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留』，是大家當時共有的情懷。」

新亞書院校歌中，提到「手空空，無一物」、「艱險我奮進」，它的確是桂林街時期新亞書院的經營情況。雖然台灣國民政府向新亞提供財政資助，但是數目甚少，加上書院學生大部分是來自中國內地的流亡青年，他們很多都身無長物，只能夠繳交一半學費，甚至完全欠交。還有書院財政支柱王岳峰後來因生意破產，減少對書院的資助。這些因素導致新亞要面對嚴重的入不敷支問題。錢穆、唐君毅惟有靠筆耕或演講賺取收入，或者是熱心友人的捐助，藉以支持學校財政，但是情況依然嚴峻。因為財政困難，即使書院設施簡陋，教學環境惡劣，錢穆沒有辦法改善。新亞學生余英時、唐端正等描述了書院的辦學窘況。余英時表示「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唐端正則說「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當錢先生在上課，突然來了個阿飛，在課室門口探頭探腦，……他們還旁若無人地在課室內左右穿插。錢先生惱怒了，登時把長袍的兩隻闊袖拉起，露出兩隻結實手臂，一個箭步就搶到那兩個阿飛面前，擺出個攬雀尾的姿式，把他們嚇得一溜煙就跑了。」一位叫大軍的新亞舊生回憶桂林街時期書院的惡劣教學環境：

桂林街的環境比炮台街更嘈雜，學校的樓下是紡織工廠，終日機聲軋軋，對面是座廟會頻頻的三寶佛堂，後面是一間潮州飯店，叫賣之聲，不絕於耳，稍斜是一間絃歌不息的小舞廳。……自從石硤尾和李鄭屋村火災以後，許多災民都在學校附近騎樓底和空地上，用紙皮搭起臨時住所來。因為校舍環境的關係，使我們常懂得我們正生長在一個苦難的時代中。

縱使教學設施和環境欠佳，新亞師生仍然關心社會和學術研究。1952年，新亞學生創辦新亞夜校，向貧苦兒童提供教育。錢穆則舉辦公開學術講座，並且於1953年成立新亞研究所，目的是培養教研人材，保存和發揚中國文化：

最堪憂慮者，厥為我國後起青年對祖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流亡海外之大師碩儒，亦日漸凋謝。歲月易逝，後繼者即將無人，對中國歷史文化，不僅缺乏深入認識之學者，即中等學校，亦將難求勝任愉快之中國文史教師，中國偉大文化之遺產，有汨沒之虞；此實為當前教育界最嚴重之問題，亦當前中國文化之一大危機。本校同仁有鑒於此，有另行設立中國文史哲研究所之理想；以中國人文學術之教學及研究為中心，以保存及發揚中國文化於當今世界為宗旨。

然而由於教研環境欠佳，還有師生因生活困難，終日為口奔馳，未能專心鑽研學術，它大大不利新亞的教研發展，直至1954年新亞書院成長才露出曙光。

（二）農圃道時期（1954－1963）
1954年是新亞書院發展的非常重要一年，因為該年五月美國雅禮協會（Yale-in-China Association）答應對書院作出財政支援。雅禮協會曾經在中國湖南省進行教育和醫療工作，藉以向國人傳播基督教，最終達致「中華歸主」之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迫停止在內地的工作。為了延續過去在華事業，雅禮協會決定在香港物色對象，在教育方面展開合作，與新亞書院互相接觸。在雅禮協會保證新亞繼續享有自主權的前提下，錢穆同意與雅禮協會合作，接受協會的財政資助。錢穆坦承雅禮的協助使新亞發展步向新階段，他說「因獲得雅禮協助，新亞算是邁進了一個新階段。」繼雅禮協會後，香港政府在1959年全面補助新亞，從此新亞由私立書院變為政府津貼學校。除提供金錢支持外，雅禮協會、香港政府，以及其他團體分別設立奬學金或助學金，幫助貧苦學生。（表一）與此同時，外國學術機關與新亞開展學術交流計劃，互相交換學生，此舉間接實踐新亞的「溝通世界中西文化」教育宗旨。

表一　一九六二年度新亞書院奬助學金一覽

隨著外界對新亞的財政支持越來越多，新亞書院首先在九龍城嘉林邊道，臨時租用一座洋房，作為第二校舍，繼而在香港政府、雅禮協會等機構大力資助下，新亞書院決定遷往九龍土瓜灣農圃道，興建新式校舍，添置教學設施或圖書雜誌，1956年7月1日書院正式遷往農圃道。（表二）

表二　捐款資助新亞書院的機構一覽

新亞在遷往新校舍後，於1957年將文史系分為中國文學系、歷史系和外文系；同年又成立藝術專術科（1959年改設藝術系）；繼後分別在1958年和1960年增設工商管理系與理學院。1962年，全校分設文、理、商三個學院，共有十二個學系。對於增設商科和理科的原因，錢穆給予解釋：

工商實業與自然科學，在當前民主與極權兩世界中，同樣重視。因此本校教育理想，不僅是理科、商科方面之各種學術技能可以增進中國固有文化傳統之內容，抑且重在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可以對理科、商科各門學問，賦予以更新之生命，開創其更新之前途。

當然滿足香港社會的實際需要，亦是成立工、商、理院系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新亞領導層成員吳俊升表示「因為本港工商業的突飛猛進，我們對於本港社會所需要的各項技術與管理人材，亦感覺有訓練和供給之必要。尤其本校接受政府津貼後，格外感覺對於本港納稅人有應盡職責，所以我們針對社會的需要，除發展文學院外，並發展商學院，還要增設理學院，希望對於日趨繁榮的香港經濟，能盡其供應技術與管理人材的一部分職責。」

院系的增加標誌著學生人數的上升。根據統計，註冊學生數目從1949年只有四十二名，到1958年已增至四百五十六名。面對將來學生不斷增多，錢穆主張培養一股學風，藉以維持桂林街時期師生關係打成一片的校風。錢穆指出：

我們不是常說，新亞有一個好校風，同學師生之間，能親密相處，如一家庭嗎？但以前的新亞，是限在三四間教室在一百位左右的同學，十幾位教授先生們的簡單範圍內。因此師生相互間，融洽如一家，此事並不難。此後學校發展，學生先生數量逐步增添，學校規模逐步擴大。若我們仍希望保持我們以前的一番好校風，便該注意提倡培養出一番好學風來，必使同學們能在重視學問的風氣下來尊師，使同學們在敬重學業的風氣下來樂群。以後的新亞，在我理想中，將依然會如一家庭，但要成一個學術空氣濃厚的家庭，不僅是限於一種日常生活相處的家庭，始有新亞之前途。

為了促進書院學風和校風的形成，錢穆決定改變教師要兼管行政的情況，將行政和教務兩者分開，使教師可以專心教研，幫助學風茁壯成長。錢穆說「我們學校初辦時，行政教務力求合一，因此教授的精力，都分散在行政上。今天學校擴大了，開始要把教務行政分開，希望每一位先生都能用他自己的研究精神來領導同學作研究，……須在精神上作感召，纔能有深切影響。」至於具體做法，就是以美國大學和抗戰時期中國內地大專院校的行政組織作為參考，1961年成立總務處、訓導處和教務處。此外，還設立負責不同事務的委員會。這些措施目的是使校務平均分配，減輕教員的工作壓力，讓他們有更多時間進行學術研究。錢穆也提出「課程學術化」、「生活藝術化」口號，鼓勵學生「非只為文憑學位，更重要的是為真正學問。」透過訓導處等部門，支持不同學會舉辦座談會、討論會，以及出版學術刊物，藉此深化書院的學風和校風。

上面曾經提到新亞書院成立商學院和理學院的原因，就是迎合香港社會要求，它反映出新亞對於香港，已不再像初辦時，如唐君毅所言「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留。」香港中文大學在1963年成立，新亞書院藉加入中文大學，與香港社會進一步融合。

（三）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時期（1963－1964）
香港中文大學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1963年10月正式成立。繼香港大學後，政府再興辦一所新大學，實在受到社會、經濟和政治三方面因素的刺激。社會方面，1949年內地政局變天後，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的青年人，大部分未能前往中國內地升學，接受高等教育，但是香港大學的收生名額有限，不少青年只好選擇出外求學，導致香港人材流失問題嚴重，不利香港社會成長。經濟方面，由於香港工商業持續發展，工商界對高質素人材極度渴求，要求政府興辦新大學，提供高級人材的呼聲越來越大。政治方面，1956年10月國民黨和共產黨成員為升旗問題而發動暴亂，促使港英政府擴展大專教育，以緩和緊張的政治氣氛。政府在籌辦中文大學期間，邀請新亞書院加入，成為大學的成員書院之一。錢穆接受邀請，皆因它不僅保障學生的出路，更重要的是使新亞的發展基礎進一步鞏固。錢穆對此予以解釋：

我們首先時常考慮到，便是同學們畢業後在香港的資格問題。其次，我們想 要在同學中栽培出好人材，一定要多方延聘教授，同時充實儀器圖書等設備。這一切都要靠經費。……一項事業，總希望它能持久延續下去。一間學校，不是一兩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能完成其使命，……學校永無一穩定的基礎，這是不行的。……向外籌集經費，當知門路有限，不會隨著年歲而遞增。甚至往往今年不知明年是否有把握，是否仍能繼續不斷地向前。這樣的事業，試問能持久嗎？接受了公家津貼，一切便不同。

不過新亞書院加入中文大學後，其性質從私立學校轉變為官立學校，再不是完全獨立。錢穆說「大學成立後，……從學校方面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變化。從前我們學校是私立的，雖然外面在經費上對我們有幫助，但我們是自己在辦這一間學校。大學成立後，新亞成為大學一分子，這就變成一間官立學校。……從前我們是獨立的，將來卻要與其他兩間學院聯合，而成為大學之一分子。」事實上中文大學的最高決策機關是大學校董會，校董會成員除新亞代表外，還包括其他書院代表、大學評議會代表、公眾代表，以及四名來自海外大學或教育機構人士。由於各方代表出身背景不同，有不同想法或取向，他們未必與新亞意見一致，因此新亞在實踐其辦學理想時，遇到的人為障礙會更多。根據史實，自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錢穆與香港政府、中文大學高層出現磨擦，最終導致錢穆決定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一職。1964年1月20日，錢穆提出呈辭，並交代辭職原因，就是可以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然而參考其他資料，卻發現錢穆請辭也有其他原因。他表示：

惟新亞自受香港政府津貼以來，內部種種措施，不免多受牽制，漸失自由。 新亞本係一所由理想而創始之學校。……經濟不斷增加，理想則不斷壓抑。 循此以往，此項理想，恐不免於由窒息而變質而終至於消散。穆為此深抱不安，因於前一年中文大學成立，即求辭去新亞校長職務，以表示個人力不如志之苦衷。……乃不期此一年來，情勢更非，不得不臨時再申辭意。

由此可見，「理想則不斷壓抑」正是錢穆辭職的最重要原因。所謂「理想則不斷壓抑」是指錢穆與香港政府、中文大學之間的磨擦。首先，香港政府插手干預錢穆聘請吳俊升為學校副校長和新亞以雙十節為校慶的兩件事情，引起錢穆不滿，因為他十分崇尚自由講學精神。此外，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自行決定院系教授的聘任，並且迴避與錢穆討論中文大學的辦學宗旨，李卓敏這些表現使錢穆感到憤慨。要知道錢穆性格是寧願一無所有，絕對不會委曲求全。例如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勒令錢穆修改其《國史大綱》的部分內容，錢穆斷然拒絕；新亞創辦初期，港府規定私立學校要進行商業登記，錢穆認為此舉違反其辦學宗旨，堅拒服從政府規定，更加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必要時，寧可關門大吉。」由於香港政府干預錢穆辦學，加上中文大學高層不尊重錢穆，兼且錢穆的不甘改變自己以迎合他人的性格，結果錢穆決意離去，而錢穆領導新亞書院的時代亦由此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