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撰寫有三重意義和得著。第一，是對錢穆本人及其貢獻更加熟悉。錢穆在其著作《靈魂與心》中曾說「古來大偉人，其身雖死，其骨雖朽，其魂氣當已散失於天壤之間，不再能搏聚凝結。然其生前之志氣德行、事業文章，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則其人雖死如未死，其魂雖散如未散，故亦謂之神。」以「偉人」形容錢穆固然誇張，不過他所創辦的新亞書院及其研究所，還有其推動史學研究的表現和成果，則「依然在此世間發生莫大之作用。」因此探討錢穆、新亞書院與當代香港史學三者的關係，可以增加我們對錢穆生平及其貢獻的認識。

第二重意義就是有助了解新亞書院甚至是香港高等教育的歷史。蘇慶彬表示「錢師流亡在港，雖僅有十餘年，在教育方面培育不少人材，而更重要的，是他為推動香港高等教育所出的貢獻。未來撰寫香港教育的發展史，決不能忽略錢師在這方面的貢獻。」另一位新亞書院校友陳萬雄則指出「新亞書院之立足香港，獨樹一幟，傳播中華文化，融合中外思想，弘揚人文精神，承先啟後，流風不絕，其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確大有可述可傳的。」既然新亞書院在香港教育史、中國文化史上地位重要，因此錢穆領導新亞書院時期的歷史值得我們注意，並且進一步掌握，一方面可以具體明白書院在香港教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主持高等教育者的良好借鑑。

最後第三重意義，就是深入認識當代香港史學發展的特色。有學者以1949年作為香港史學發展的分水嶺，認為1949年後香港史學發展尚可細分為三個時期，1949至1963年是第一個時期，該時期發展有若干項特色，分別是民國以來傳統史學及新史學的學風從中國內地移植香港、私立大專院校為史學教研工作提供了廣闊的天地，還有南下史家在艱苦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各個特色不同程度上在錢穆及其新亞書院或新亞研究所中反映出來，因此探討錢穆、新亞書院或新亞研究所，使我們更清楚把握當代香港史學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