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官方、傳媒和學界對孫中山有不同的看法。美國駐華官員對孫中山的印象欠佳，視他為搗亂分子、叛徒、極端分子、非領袖人物，而且未為廣大民眾所瞭解和未受民眾普遍廣泛的支持。部分官員甚至認為孫中山「部分精神失常」、「心理不平衡」、「精神崩潰」。美國政府一直對孫中山沒有寄予同情，採取敵視的態度，該國駐華官員的言論發揮很大的影響。《獨立雜誌》（The Independent）由美國公理教會出版，刊登了孫中山的〈中國的第二步〉（China’s Next Step）、〈中華民國〉（The Chinese Republic）、〈平白的話〉（Plain Speaking from China）三篇文章。還有發表〈孫博士的玄義〉（The Mystery of Dr. Sun）和〈孫逸仙博士〉（Dr. Sun Yat-sen）兩篇社論。該雜誌推崇孫中山的革命策略，讚許其改革的決心和熱誠，對於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立場是平實和公允，不過該誌誇大了基督教信仰對孫中山的影響，斷定他將總統讓給袁世凱，皆因受到自制克己的基督教精神所感染。同時亦過份強調美國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貢獻。此外，《獨立雜誌》亦對晚年孫中山的行為評價很低。

林百克（Paul M. W. Linebarger）是孫中山的美國友人，他撰寫了《孫逸仙傳記》（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一書，在1925年出版，1969年再版，是第一部完整的孫中山傳記，也是唯一引用孫中山在世時的口述資料寫成的傳記。該書的中譯本在1926年和1941年出版。林百克的兒子林百樂（Paul M. A. Linebarger）是霍布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博士，博士論文主題是孫中山的政治思想，該文於1936年出版，即《孫中山先生的政治學說》（The Political Doctrines of Sun Yat-sen），書中肯定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學說和民生主義，而林肯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是孫中山所憧憬的。日後林百樂再撰寫〈孫文主義的世界性〉（The Universality of Sunyatsenism）一文，對孫中山給予極高的評價：

（一） 孫中山先生較之任何一位在1905與1925年間和他同時代的人物，對二十世紀的性質具有更深入的觀察與瞭解。
（二）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為今日許多新興國家在政治與文化上製訂許多必要步驟，並使其凝為一套。這一套步驟，是這些國家最後成熟為康樂適時的現代國家之前，必須要經過的。
（三） 他的基本概念，從人類世界性經驗上看，每隔十年會比以前更能接近實際，在和他同時代的威爾遜、列寧、甘地的思想中，他的思想比較最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四） 儘管孫先生永遠把他自己看做是一個中國人，並且自始至終為中國奮鬥，但他卻是一位真正最完美的世界人。他留給世界的大套意識形態及計劃，既可適用於剛果、新畿內亞，也可適用於玻利維亞。他對世界各國的重要性與它對過去的中國和未來的中國，都毫無二致。
（五） 在歷史性的出版物中，中國人的孫中山已掩蓋了世界公民的孫中山。這位經濟政治思想家的孫中山先生對幾乎所有近代發展的那些問題，在世界其他任何人開始感到憂慮的四十年乃至六十年前，他已經看出來了。

美國學術界先後出版了關於孫中山研究的數本著作，分別是沙曼（Lyon Sharman）的《孫逸仙：他的生平及其意義》（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的《孫逸仙與中國革命的起源》（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韋慕廷（Martin C. Wibur）的《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Sun Yat-sen: the Frustrated Patriot），還有張緒心（Sidney H. Chang）和高理寧（Leonard H. D. Gordon）合著的《天下為公──孫中山先生及其革命思想》（All Under Heaven: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史扶鄰認為孫中山是一個革命實行者，並非思想家或哲學家，他具有妥協的性格；韋慕廷指出孫中山的優點和缺點，分別是好學、意志堅強、有吸引力、性格百折不撓、思想有點不切實際。

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美國的辛亥革命研究出現了「修正學派」，他們從區域研究角度，探討清季革命運動在不同中國省份的發展，指出滿清政府的新政改革、社會上的士紳階層，以及民間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對辛亥革命的成功發揮很大的作用，淡化孫中山在這場革命中的貢獻，當時關於辛亥革命研究的博士論文反映了修正學派的觀點，這些論文計有謝文孫（Winston Hsieh）的〈1911年在廣東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Kwangtung）、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的〈新廣東：1895年至1911年間中國的改革與革命〉（The New Kwangtung: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1895－1911）、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的〈改良與革命：1911年在兩湖地區的革命〉（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peh）、Mary B. Rankin的〈早期的中國革命分子：1902年至1911年間在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Earl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Radical Intellectuals in Shanghai and Chekiang, 1902－191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