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最初以2.5萬元的資金在上海開設中華書局，提出「用教科書革命」和「完全華商自辦」兩大口號，決以編製「中華教科書」為首項出版計劃，從而達到「立國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實在教科書。教育不革命，教育目的終不能達也」的出版理念。翌年，中華書局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成立董事局，分設「編輯」、「事務」、「營業」和「印刷」四所。其後，在各地如北京、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福州、成都、昆明等開立分局，業務不斷擴充，規模亦日漸龐大，出版刊物風行全國。

曾有評論指出「中華書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務印書館在清末出版物市場上，尤其是教科書出版上漸成壟斷的勢頭。出版領域從一家的一枝獨秀，發展到兩家的分庭抗禮」，由是，中華書局的出現對近代中國出版事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陸費逵的貢獻確為功不可抹，而教科書的出版除了著重知識的傳授，還講求德性的培育，由是陸氏如何談論個人道德修養，尤為關鍵。

陸費逵（1886－1941年）字伯鴻，號少滄，家鄉在浙江桐鄉。年幼時，得到母親吳氏的教導，早就培育出良好的學問基礎。百日維新時期，儼如不少知識分子一樣，陸費逵深受變法思想的影響，盼望可以力挽中華民族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除開始閱讀報紙和學習古文史地外，還努力吸收西方近代的新知。1903年，陸氏首次開辦書店，銷售《警世鍾》、《猛回頭》等書籍，並撰寫《嶽武穆傳》，藉此發揮一些排滿的論調。

1906年冬，陸氏進文明書局，協助經理主持出版事務，並兼任編輯；與此同時出任文明小學校長一職。未幾，陸費逵在《南方報》發表文章，指出晚清時期由官方所編印的初小國文、修身等教科書不合時宜，未能照顧當時兒童成長的需要，於是立定決心，自行編製一套較全面而且新穎的初等小學教科書，當中包括國文、算術、修身等課題，1907年由文明書局出版。這套新式的教料書，甫一出版，即成為佳話，轟動一時，得到社會以至教育界的認同。

到了1908年秋，陸氏應邀加入商務印書館，擔任國文部編輯員；次年升為出版部部長。在這段時期，他主持出版了中國第一套教育專刊──《教育雜志》，並多次親自於此撰文提倡「教育得道，則其國昌盛」的思想，主張進行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統一語音、簡化漢字、採用俗體字等措置。

辛亥革命成功後，陸氏與友人戴克敦、陳寅、沈頤、沈季方等另行計劃創立書局，經過一番努力和籌備，在1912年1月1日，中華書局正式在上海成立。中華書局創辦時，陸費逵任局長，全權主持業務，當時的資本只有2.5萬元，編輯員及工作人員也只不過為十餘人左右。1913年，中華書局進行改組，設立董事局，成爲股份有限公司，依然由陸費逵擔任局長，沈知方爲副局長。同時，在北京、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等地與當地紳商協議，合資設立中華書局分局。陸氏還親自到日本考察當地的出版管理和印刷業務，回國後，立即改善中華書局的運作模式。凡此種種，均促進中華書局的發展，於是，首五年的營業額累積計算已達402萬元，利潤合計有74.2萬元之豐。

1914年，中華書局自辦印刷所，添購機器，新設總廠，增加發行所。到1916年，分局增至40餘處，印刷所擁有大小機器數百台，職工千餘名；1917年股金增至160萬元，成爲國内第二家華商大書局。除積極編寫教科書外，還出版《中華小說界》、《中華實業界》和《中華婦女界》等刊物。

可是，由於中華書局擴展過於急促，導致現金周轉不靈，1917年6月幾乎停業。經多方襄助和投資，中華書局董事局實行改組，陸費逵辭去了董事局局長的職務，改以司理名義來處理業務，由是，中華書局終可避過倒閉的危機。嗣後，中華書局再積極擴充，增添設備，在營業額達到可觀的發展後，中華書局又由局長負責制改爲總經理負責制，陸費逵被董事會聘爲總經理，其後又兼編輯所所長。中華書局在他的主持下創辦了《解放與改造》、《中華英文周報》、《中華書商月報》等，出版了「新教育國語教科書」等，把中華的業務範圍發展到常德、衡陽、九江、蕪湖、徐州、青島、張家口及蘭州等地，紛紛增設分局，資本累進至200萬元；1927年又在香港增設分局，規模愈來愈龐大。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陸費逵欲依仗當時實業部部長孔祥熙，以期帶動中華書局的發展，可是，成效並不顯著。1932年，中華書局在上海擴充印刷所，大規模承印國民政府的證券和小額鈔票。當時商務印書館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遭受戰火的破壞，損失慘重。於是，中華書局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業務益加發展，年營業額達至400萬元；1937年春，中華書局的員工人數已達3,000餘人，年營業額躍升1,000萬元。

中日戰爭爆發後，陸費逵深感民族危機日漸嚴重，多次撰文宣傳抗戰思想，並認救國捐5萬元，以支持後方的活動。當戰事日趨加劇時，陸費逵決定把上海總局遷到昆明，並遣散大部分職工，又把部分機器運至内地。及後，陸費逵更離滬赴港，主持香港分局及南方各分局的營業事宜，竭力出版書籍及雜誌。

抗戰期間，陸費逵不忘「教育救國」的理念，努力改善中國的教育以培育新式人才，配合時代的步伐。1940年4月，陸氏在國民參政會一屆五次會議上，提出了《改良國語教育案》，提議將小學國語科分爲讀本、會話、作文、習字四組，即時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成。此外，在他的著作裡，關於教育課題的例如有《教育文存》5卷、《世界之教育》、《青年教育雜談》、《國民修養雜談》以及相關教科書50餘種。1941年7月9日，陸費逵逝世於香港九龍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