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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歷史與社會書評四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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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年鑑學派對當代世界史學發展的影響極大，該學派名家輩出，最為人們熟悉者分別有費弗爾（Lucien Febvre）、布洛克（Marc Bloch）、布魯代爾（Fernand Braudel）。其中布魯代爾更被西方學者譽為「當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他所撰寫的《菲利普二世時代（1551－1598）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兩部著作，國際學術界視為歷史學的經典。1958年，布魯代爾發表了〈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提出歷史時間可以分為長、中、短三種不同的時段。所謂長時段一般以百年為計量單位，甚至以數百年、上千年更長的時間計算。布魯代爾認為長時段的歷史對人類及其社會的制約十分明顯，因此他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對這方面的歷史加強研究。1980年代以後，由於中國內地向外逐漸開放，年鑑學派史學因而傳入中國，對內地史學界造成衝擊，他們吸收該學派的史學方法與理論，在史學研究上進行實踐。本書提出對澳門作出長波段的歷史考察，探討16至19世紀超過三百年的澳門文化歷史，年鑑學派的影響痕跡隱約可見。 本書來自作者的博士論文，出版前經過修改。除〈緒論〉與〈結論〉外，另有六章。〈緒論〉首先說明研究主旨，就是「試圖以澳門這個微型社會和城市作為個案來分解化合，剖析它在中外交流史、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研究西方文明是如何融入、滙合、演化中國文明等，展現澳門四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遞進重構模式的發展變化過程。」（頁5）作者表示文化遞進重構是一種波浪式的演進形態，不同文化在澳門出現起伏狀態。至於澳門文化類型主要有四種：國家政治文化、嶺南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商業文化。作者亦同時交代中外學者的澳門通史、專史與文化史研究成果，並且說明研究角度、研究時限與對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史料。 第一章〈從隔絕到撞擊〉比較中西方的對外觀念與表現。中國方面，普遍國人具有華尊夷卑思想，認為本身的文化較外國優越，不贊成用武力征服外族，傾向以文化同化他們。至於對外策略，則採取羈縻、懷柔政策，通過朝貢方式，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及至明代，政府實行海禁，對於國人在海外拓殖事業並不支持。西方尤其是歐洲方面，因為受到重商主義、文藝復興、基督教教義和宗教改革的影響，歐洲人積極向海外地區開拓，展開政治、經濟和宗教活動。葡萄牙是歐洲向外殖民的先行者，本章分析他們行為的動機與手法。十六世紀初，葡人來到中國，1553年明政府容許他們在澳門進行貿易，作者論述這段時期的中葡關係、葡人入據澳門始末，還有澳門（Macao）名稱的來源。 自葡萄牙將澳門開闢成商埠後，歐洲人在澳門、中國內地開展政治、宗教和文化活動，第二章〈「拉丁文明」的侵入〉探討這些活動。政治方面，葡人在澳門設立總督與議事會制度，推動當地市政建設。宗教方面，羅馬教廷於1576年設立澳門葡萄牙教區，澳門儼然成為東亞地區天主教重鎮。隸屬羅馬教廷的耶穌會在澳門興建教堂，並於1594年建立聖保祿學院，展開教育事業。本章又以該會傳教士沙勿略、范禮安、利瑪竇為例，闡明天主教在東亞地區傳播的情況。文化方面，雖然天主教在內地受到打壓，不過耶穌會士與中國士大夫進行了文化交流。與此同時，葡萄牙人撰寫了若干介紹中國的著作，作者認為這些著作對歐洲人的中國觀形成，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為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掀起前奏。最後，本章亦闡析明政府對澳門的政策，明代士大夫如龐尚鵬、葉權、湯顯祖，以及屈大均筆下的澳門形象。 明末清初時期，在葡萄牙人的經營下，澳門的對外貿易活動蓬勃發展，第三章〈重商主義的興起〉分析其蓬勃發展的原因，分別是西歐國家重商主義的興起、明政府海禁政策的實行、中國內地商品經濟與廣州商業的發達。當時葡人控制了世界貿易主要航線，作者透過論述三條航線，包括：（一）澳門──印度果阿──歐洲航線；（二）廣州──澳門──長崎航線；（三）澳門──馬尼拉──阿卡普爾科（墨西哥）──拉丁美洲航線，揭示澳門在世界貿易中的重要性。通過貿易活動，澳門與海外地區建立聯繫，作者進一步闡述澳門與越南、日本的關係，兼且說明澳門耶穌會士在貿易活動中的表現及其影響。該章亦分析世界貿易對中國、歐洲的影響。中國方面，外國新事物如玻璃製品、番薯、西洋大炮等傳入中國。此外，亦刺激中國絲織業的發展與珠江三角洲市鎮的崛興，加強白銀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還有引起經濟作物種植的變化。歐洲方面，中國的轎子、蔗糖、茶葉等傳往西方。 第四章〈文化的調適與生存〉探討澳門在葡人入據至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期間的文化與宗教發展情況。就文化而言，作者指出葡萄牙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嶺南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澳門，不過當中以嶺南文化的影響最大，因此作者交代了該文化的發展歷史。就宗教而言，首先說明道教、佛教、媽祖信仰、天主教在澳門的狀況。澳門靠近中國內地，中國政府對天主教的政策，一定衝擊澳門天主教的發展，所以本章論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與天主教的關係，尤其是康熙時期中西禮儀之爭對澳門天主教的打擊。此外，本章亦探討康雍乾時期清廷對澳門的政策。《澳門記略》是記載澳門早期歷史的重要中文著作，該書作者印光任、張汝霖在乾隆年間擔任處理澳門事務的官職，作者分析印、張二人的表現，藉以具體地了解清政府對澳門的管治。本章也兼論葡人管理澳門的制度、中葡兩國的外交關係，以及葡人在澳門的活動。 上述各章大致描繪了澳門文化的主要輪廓，第五章〈葡河漢界，各美其美〉則剖析澳門的人口、建築、風俗和藝術發展，進一步擴充讀者對澳門文化的認識。該章介紹了土生葡人文化、媽閣廟、蓮峰禪院、觀音堂、蓮峰廟、教堂、碉堡、大三巴牌坊，還有與澳門發生關係的西洋畫畫家，分別是英國人錢納利（George Chinnery）、中國人關喬昌（啉呱）、法國人博爾杰（Auguste Borget）。作者進而指出澳門主要由三種文化組成，包括：葡萄牙文化、漢文化和土生葡人文化。對於三種文化之間的關係，作者表示「葡文化表現得相當孤立。而漢文化才是這個跨文化場上的主力。……土生文化是中葡文化交滙的結合物。」（頁280）同時作者亦透過澳門了解中西文化關係及其特色，她說「中西方文化在澳門表現出來的基本上是一種對話和共處的態勢，而非一種文化衝突。但另一方面，由於華人和葡人在生活方式、商業行為上的分離，……因此彼此在思想和意識形態上基本表現出葡河漢界、和而不同的文化特性，……從某種程度上，它展示給人們的是一個包容性極高的容而不融的文化混合體，既包含了濃郁的中華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品位，又富於西方文化的特色。」（頁279） 繼葡萄牙人後，歐美國家和南亞、東南亞地區人民先後來到澳門。第六章〈中西方文明的交織與消長〉論述他們在澳門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活動。政治方面，1783年葡國頒佈《王室制誥》，引發澳門總督與議事會展開權力鬥爭。17世紀初期，荷蘭、英國派兵攻打澳門，企圖從葡人手中奪取該地。經濟方面，17、18世紀歐亞商人向中國走私鴉片，澳門成為鴉片貿易的重要地方。宗教方面，1807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到澳門，揭開新教入華的序幕。文化方面，西人在澳門興辦圖書館、醫院、學校，並且出版報刊，同時他們亦將西方體育運動帶來澳門。19世紀中後期的澳門歷史亦是本章的探討課題。作者透過謝清高的《海錄》、林則徐的《四洲志》、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孫中山與飛南第（Franciso H. Fernandes）的《鏡海叢報》，以及康梁維新派的《知新報》，顯示澳門對促進國人認識世界的貢獻。作者也分析中葡外交關係，指出在18世紀後期葡人開始挑戰中國對澳門的主權。鴉片戰爭以後，葡國表現得更變本加厲，本章通過澳門總督亞馬留的侵略行為、1887和1888年《中葡里斯本草約》與《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訂立，闡明葡國侵佔澳門的過程。 最後一章是〈結論：澳門文化「遞進重構」模式的特點與歷史意義〉。作者在本書開首〈緒論〉中強調有四種文化主宰澳門歷史的發展，它們分別是國家政治文化、嶺南文化、基督教文化與商業文化。本章把澳門從16至19世紀的歷史分作四個階段，就是（一）1553至1580年；（二）1580至1640年；（三）1640至1793年；（四）1793至1840年，分析各階段中四種文化的起伏與演進，藉以呈現澳門文化的「遞進重構」模式。作者又闡明探討澳門文化的意義，就是「可以更為具體和細緻地發現近代早期中西兩大文明的撞擊、衝突是如何展開，又是如何交融的」，並且亦可以「對於認識全球化時代中國和世界的關係，處理中國國內民族矛盾、多元文化衝突和構建和諧社會等具有一定的借鑑價值。」（頁361）與此同時，作者再次說明澳門文化研究對了解澳門、中國傳統文化，以至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澳門方面，顯示中西關係對澳門發展影響甚大。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彰顯它對於西方文化並非盲目排斥。至於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反映「早期東西文化交融的蹣跚步履。」（頁367） 作者在回顧有關澳門史研究成果時，提到有學者創造了「澳門模式」一詞，形容明清政府對澳門葡萄牙人的獨特外交政策。作者引用譚世寶的著作，闡釋「澳門模式」的具體內容。其實除譚世寶外，港澳學者霍啟昌也對該模式作出了深入的探討。他的博士英文論文《澳門模式：十六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期間中國對西人管理的研究》（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還有其他中英文論文如〈澳門模式：明廷對如何處理葡萄牙人的爭論與澳門模式的興起〉（The Macao Formula: Ming Debate on How to Accommodate the Portugu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acao Formula, 1991）、〈澳門模式的運作〉（The Macao Formula at Work, 1996）、〈「澳門模式」與近代中西關係〉（1999）及〈「澳門模式」的歷史意義──體現中西和平、和諧、共存、合作發展的應對機制〉（2008），均圍繞「澳門模式」展開討論。作者對霍啟昌的研究著作完全沒有提及，反映她在澳門史研究成果的認識欠缺全面。 此外，本書部分內容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表示「湯顯祖遊澳門時留下的關於澳門的許多詩歌，不僅在澳門文學史上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而且還成為直接反映當時澳門歷史及社會生活的生動史料。」（頁137）但作者只引用湯顯祖兩首詩進行研究。既然湯顯祖撰寫了不少關於澳門的詩歌，作者應該盡量採用，藉此更深入探討明代澳門的社會與文化。該書指出「通過戰爭和《南京條約》，英國政府最終獲得了對華外交和貿易的最惠國待遇及一些特別片面的優惠權益。」（頁286）然而根據史實，英國政府似乎通過在1843年10月與清政府簽訂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虎門條約》），取得了最惠國待遇和協定關稅、治外法權等特權。作者亦強調「馬禮遜的主要任務不僅是傳播新教，更主要的則是為英國勢力進入中國、為大英帝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取代中國國家政治文化這一目標服務。」（頁313）馬禮遜來華傳教目的，是否希望以英國文化取代中國文化，作者應該提供更多、更堅實的證據加以說明。最後，書中有些錯別字，如「根深蒂固」（頁36）、「名符其實」（頁149）、「陳元斌」（頁175）、「龍斯泰」（頁303）、「完滿」（頁364），應該是「根深柢固」、「名副其實」、「陳元贇」、「龍思泰」、「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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