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 《澳門史：1557－1999》 作　　者： 杰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 譯　　者： 秦傳安 出 版 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 版 地： 北京 出版年份： 2009年 頁　　數： 300

澳門主權於1999年12月20日回歸中國，葡萄牙結束在澳門四百四十多年的統治，而澳門繼香港以後，成為全中國的第二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精神下，澳門發展在二十一世紀踏進一個新階段。此外，自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侵略中國，香港與澳門先後落入外國人手中。隨著中國內地政府收復港澳兩地主權，外國在華的殖民地完全消失，中外關係出現新的變化。由此可見，澳門主權回歸在澳門歷史上、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中外關係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中外學術界對澳門逐漸關注，在該城市回歸前夕，發表了一系列的澳門研究成果，探討該地的歷史、政治、社會、經濟、文化與藝術等。本書本為英文著作，原來名稱是《面對澳門：1557至1999年間在中國邊緣的葡萄牙城邦》（Encountering Macau: A Portuguese City-State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 1557－1999），出版於1996年。從這本書的名稱，我們可以知道它是一本屬於澳門通史的著作。至於該書作者杰弗里．C．岡恩（Geoffrey C. Gunn）在澳洲出生及接受教育，現於日本長崎大學任教。除開展澳門研究外，他還對東帝汶、老撾、16至19世紀的歐亞關係作出探討，並撰寫了若干著作。2009年是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十周年，出於慶祝回歸十周年，加上作者這本澳門史研究著作廣受外國學者好評，因此內地出版社將該書的修訂本翻譯成中文，並命名為《澳門史：1557－1999》。

全書內容除〈導言〉外，另有九章。作者在〈導言〉中介紹有關澳門歷史研究的主要英文著作，如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的《葡萄牙在華殖民地史略》（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徐薩斯（Jesus C. A. Montalto de）的《歷史上的澳門：新舊中國的國際特徵》（Historic Macao: 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克里默（Cremer R. D.）主編的《澳門：商業和文化之城》（Macau: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兼且交代這方面歷史的外文資料。作者還從政治、經濟角度對澳門歷史進行分期。繼後九章闡述澳門本身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發展，還有澳門與中國內地、外國的關係。

第一章〈世界經濟中的澳門〉論述葡萄牙人在明代時期入據澳門的原因及其經過，當時葡人對日本、菲律賓、印尼、越南等地的貿易活動，這些活動與澳門的關係，作者認為葡日貿易對澳門的影響最大，指出「澳門在一個原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對日貿易而達到了它的頂峰。」（頁47）本章亦分析葡國對外貿易衰落的原因，主要是受到荷蘭與英國的衝擊。雖然葡國在亞洲的商業發展中走下坡，不過在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前，澳門對歐洲人相當重要，該地區「成了所有與中國做生意的外國人理所當然的住處或中轉站。……澳門成了全歐洲在中國的前哨。」（頁43）

澳門自古以來是屬於中國，所以它本身是一個華人社會。後來葡萄牙人踏足澳門，加上日後其他歐亞地區人民相繼前來，一個中外人士共處的社會逐漸在澳門形成。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帕西人與回教徒、土生葡人和英國人。第二章〈澳門公民社會的崛起〉探討鴉片戰爭前他們在澳門的政治、宗教、軍事、文化與出版活動。政治方面，葡人設立總督與議事會，兩者互相進行權力鬥爭。十七世紀期間荷蘭與英國人先後攻打澳門，企圖奪取與控制該地。宗教方面，天主教會在澳門建立教堂與學校，1572年設立的聖保祿學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作出貢獻。至於現在俗稱「大三巴」的聖保羅大教堂亦由天主教傳教士所興建。軍事方面，傳教士與葡萄牙人修築炮台與設立兵工廠。最後，在文化與出版方面，葡、英、美三國的商人與傳教士引入西方印刷術，在澳門出版字典與報刊，如《葡漢詞典》、《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對於上述外國人各方面的表現，作者給予充份的肯定。

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探討由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澳門的政治與經濟演變。第三章〈澳門與主權問題〉透過論析中英鴉片戰爭對澳門的衝擊、澳門總督亞馬留（Amaral Joao Ferreira do）被中國人民刺殺、1862年《中葡和好貿易條約》與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訂立，還有二十世紀初中葡就澳門邊界問題的談判，顯示葡萄牙人侵略澳門的過程。第四章〈澳門的食利經濟〉交代澳門不同的經濟活動，包括：苦力貿易、重輕工業、手工業、茶葉貿易、航運業、基礎建設、銀行業、鴉片貿易、博彩業，以及賣淫活動。當中鴉片貿易與博彩業更成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作者指出「在戰前時期，賭博稅收和鴉片收入加在一起，佔到了澳門財政總收入的60%。儘管鴉片壟斷很早就壽終正寢，但賭博業卻倖存下來，作為戰後澳門財政的主要支撑而繁榮興旺。尤其是1949年之後，當這一行業在中國和香港都遭到禁止的時候，則更是如此。」（頁135）

中國與葡萄牙兩國的政治在1890年代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出現了很大的變動。葡萄牙方面，1910年共和國建立，君主政體結束；1930年代，政治強人薩拉查（Salazar Antonio de Oliveira）上台，實行獨裁統治。中國方面，維新與革命思潮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前後勃興。後來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192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成立，稍後在1925至1926年出現省港大罷工。第五章〈革命時代的澳門〉分析上述政治事件對澳門的影響。本章亦說明1922年在澳門發生的「五二八事件」與1930年軍隊兵變對當地社會秩序的衝擊。第六章〈戰時澳門〉強調抗日戰爭對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打擊不小。就政治而言，雖然澳門沒有被日本侵佔，繼續由葡萄牙人管治，但是澳葡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任由日本人擺佈，答應日人要求，禁止中國政府透過澳門將物資運往內地，並且容許日人控制澳門警察。就經濟而言，港元、日本軍票、親日政府發行的貨幣在澳門市面流通，造成當地金融混亂，通貨膨脹嚴重。至於社會方面，內地和香港難民湧入澳門，人口激增一倍，使社會服務幾乎陷於崩潰。不過報業保持運作，多數報章表面上是政治中立，實則卻支持美英盟國。抗戰勝利後，中國國民政府打算收回澳門，然而國共內戰爆發，澳門維持原狀。本書第七章至第九章探討二次大戰結束以後澳門的經濟和政治發展。

第七章〈戰後的經濟轉型〉討論四個問題。第一、論述當時澳門主要的經濟活動，計有大米貿易、黃金走私、博彩娛樂業、紡織製衣業。第二、澳門政府在1980、1990年代的經濟政策，先後成立澳門遺產保護委員會、澳門文化司署、東方基金會，推動當地的文化藝術、保育、教育和科學發展。兼且在南灣、氹仔、路環開展填海工程，增加澳門的土地面積，還有訂立法例，加強規管銀行金融業。第三、介紹重要的澳門華商，分別是何賢、何厚鏵兩父子與何鴻燊。第四、分析澳門與中國內地、歐洲的經濟關係，介紹澳門的中資機構，揭示澳門機場與蓮花大橋在促進內地與澳門經濟交流中的作用。不過珠海經濟特區自1979年出現後，打擊澳門的製造業與出口貿易，然而作者相信隨著交通設施的改善，「澳門更加靠近珠海了，並與廣東西江地區聯為一體。」（頁223）由於澳門與歐盟加強聯繫，提高澳門在中歐經濟交往中的利用價值。作者對未來澳門經濟方向所給予的意見，就是「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轉型，使它的銀行業和金融部門真正國際化。」（頁223）

作者在第八章〈戰後的政治發展〉中表示「本章試圖追踪戰後澳門政治發展的主線。」（頁227）這些主線包括：1952年中葡兩國在澳門關閘的軍事衝突、1955年澳葡政府被迫取消慶祝葡萄牙統治澳門四百年的事件、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的反政府暴動（一二三事件）、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政變、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的訂立及其後的修訂、1970年代以後澳門的立法會與市政委員會選舉、澳門總督的更替，還有澳門公民社會的成長。該章亦比較香港與澳門兩地的政治發展，認為「儘管政治民主化的傾向在澳門比在香港開始得更早，但改革的步伐，以及人們對民主政治的熱情，在香港卻發展得更快。」（頁253）

1979年2月，中葡兩國正式建交。雙方於1986年就澳門主權問題展開談判，翌年4月13日簽訂了《中葡聯合聲明》，決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澳門主權屬於中國。1988年9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1993年3月《澳門基本法》誕生。此外，又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中葡聯合聯絡小組，並且在回歸前於澳門實行公務員本地化、中文官方化。與此同時，何厚鏵獲選成為澳門特首。第九章〈走向1999：澳門與中國〉對以上多項事件的發生經過作進一步的闡述。本章也探討過去與未來澳門的政治與經濟發展，對於未來發展，作者主張必須厲行法治，指出「澳門未來的實力，取決於其新的領導階層維護現有法律程序和法治的能力。」（頁280）同時亦要積極與國際社會接軌。

作者在本書〈導言〉中只介紹關於澳門歷史的英文著作。此外，該書注釋中只引用英文、葡萄牙文的史料與著作。由此可見，作者完全忽略了中國學者用中文撰寫的澳門歷史研究成果。事實上這方面的研究作品亦有一定的數量，主要著作有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黃鴻釗的《澳門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87年）和《澳門史綱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譚志強的《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台北：永業出版社，1994年）。其中費成康的著作於1996年被翻譯成英文出版，書名是Macao: 400 Years。由於作者沒有參考中文著作，因此在探討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與中國的關係時，忽視了近代名人鄭觀應與澳門的關係。鄭觀應是廣東省香山縣人，在澳門接受教育，他是當時著名的變法倡議人士，其名著《盛世危言》就是在澳門撰寫的，該書受到清朝光緒皇帝的重視。鄭氏在澳門期間認識了孫中山，將他推薦給清廷，引發日後孫中山的北京之行，並向李鴻章上書。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鄭觀應收留變法人士的親屬。從鄭觀應的生平與經歷，可見澳門在近代中國政治中所發揮的影響。若本書作者採用澳門歷史的中文著作，可以擴充讀者對澳門歷史，還有澳門與中國關係的認識。

此外，作者表示本書中譯本出版前，曾對書中內容作出修訂，但未見作者交代回歸後澳門博彩業的新發展。澳門特區政府在回歸後開始檢討博彩業的發展，於2001年結束由個別公司壟斷經營該行業，向外開放博彩業經營權，引進外國的資金與人材，藉此提升澳門博彩業的競爭力。自2002年2月起，澳門賭場數目有增無減，至2009年共有33間，分別由美國、澳洲與港澳財團建立。澳門博彩業蓬勃發展，固然刺激當地經濟，但是同時亦引起不少社會經濟問題，例如貧富懸殊加劇、病態賭徒增加、青少年沉迷賭博、經濟發展失去平衡等，這些問題不利澳門社會穩定。（博彩業與澳門關係的最新研究成果，詳參2010年出版、由梁潔芬與盧兆興合編之《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會發展》一書。）既然澳門博彩業的新發展對當地影響甚大，本書作者有必要在修訂本中，對澳門博彩業在回歸後的演變與影響稍作論述。不過，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可以讓華人讀者了解到西方學者對澳門歷史的看法，因此該書的出版亦有一定程度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