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鋤陶俑──古代農民的形象

《課程指引》：「歷代田制的確立旨在讓『耕者得其田』。土地能否適當分配，直接關係到農民能否安居樂業。土地的兼併往往使農民破產，令他們的生計陷於絕境，最終釀成社會動亂，導致政權崩潰；而土地的適當分配，則有助統治者穩定政局、建功立業。北魏至唐中葉期間均田制的興廢，正可反映田制與政治興衰的密切關係。」以下是一些必須掌握的基本史實：

（一）井田制度的規劃及其破壞
‧井田制度的內容──
在分封制度下，全國的土地名義上都屬周天子所有，但實際上，從天子到卿大夫都只掌握一部份土地，而把其他土地封給下一級的封君；自天子以至士所直接掌握的土地，則透過井田制度分給農民耕種。

井田制度實施的情形大概是這樣的：把土地劃成井字形，共有九格，每格方百畝。外面的八格為私田，由田主分給八家農民耕種，收穫歸耕者所有。中央一格為公田，由八家共耕，收穫悉歸田主。農民耕作時必須先耕公田，然後才耕私田。井田制的內容，據《孟子》〈滕文公〉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但此說是否合乎當時的事實，近人頗有懷疑。不過，古代黃河流域地廣人稀，把耕地劃成規整的方塊是有可能的。其目的有二：一是逐級分封土地時，作為計算俸祿的單位，受封者也據此向天子或國君繳納一定數量的貢賦；二是確定耕作者擔負的勞動量以便考核其勤惰，有利於監督管理。

井田制度的實施，保障了各級貴族的收入，使他們能過著優裕的日子；不過，農民的生活，也得到起碼的保障。

‧井田制度的特色──

1. 平均授田──人人有田可耕，生活可以自給。
2. 杜絕兼併──土地不得買賣，無巧取豪奪之弊。
3. 公私一體──人民各治私田，又共耕公田，養成公私分明和公私並重的觀念。
4. 安土重遷──由於分耕共耕之推行，同一耕作區域內的農民守望相助，產生親睦的情誼，並養成不輕易遷徙的風習。
5. 足食足兵──受田之家還有為公家服役的義務，包括兵役和力役在內，政府既可節省開支，又可收兵充糧足之效。

‧井田制度的破壞──
井田制度行於西周，在春秋時期漸受破壞，到了戰國中期，便完全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推其原因，主要有：

1. 由於周室衰微，諸侯互相兼併，分封給貴族的土地逐漸湮沒，原有的土地制度無法維持，井田變成整塊的農田。
2. 由於人口增加，土地不足分配，而新闢土地，亦不能保持井田的規劃。
3. 由於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生產力提高，井田制度成為發展農業的障礙，私田不斷的開墾，加速了土地私有制的出現。
4. 由於管理不善，公田收成欠佳，改用「履畝而稅」的辦法，按田畝定稅率和徵稅項，井田制度已經名存實亡。
5. 戰國中期商鞅在秦國實施變法，明令廢井田，鼓勵人民開墾荒地。其他國家相繼仿效，井田制度遂破壞無遺。

（二）均田制度

唐代庸調銀餅

‧唐代的均田制──
唐承北朝用均田制，規定丁男十八歲以上授田一頃（一百畝），其中二十畝為永業田（可由子孫承繼及自由買賣），八十畝為口分田（受田者死後交還政府，不得買賣）。一般而言，前者以種植經濟作物，後者以種植糧食為主。至於年老及廢疾者亦可獲授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此外，皇室親貴、職官和勳臣皆有授田。

均田制的主要目的是為民制產，使大量因戰亂流散而失去土地的農民能重獲田地，從而使國家經濟復甦，社會日趨穩定。

到天寶年間，新耕地開墾的速度遠追不上人口的增加，因此出現了土地不足分配的現象，嚴重影響農民的生活；再加上土地兼併之風日盛，官吏、軍人和商人往往恃勢佔田，許多農民因失去田地而淪為佃農、奴婢，均田制度也就名存實亡了。

‧均田制與唐代前期賦稅制度──
唐代稅制沿襲北朝而來，史稱租庸調制，規定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凡受田的農民便須繳納租庸調：

1. 租是田租，每丁每年繳納粟二石；
2. 庸是力役，每丁每年為政府服役二十日，閏年加兩日，不願服役者可每日折算絹三尺代替；如有大事需勞動力，加役二十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可免租調；
3. 調是貢品，每丁每年納綾（或絹絁）二丈，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租庸調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是國家收入的主要來源。就農民而言，以當時土地的生產力估計，「租」約等於四十稅一，「庸、調」的負擔也比漢和北朝為輕，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就政府而言，租庸調與均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也為國家帶來了穩定的收入。

但租庸調皆用實物（糧食、紡織品）繳納，無論在徵收、運輸、處理各方面都不大方便，而且無論均田及租庸調皆倚賴戶籍，戶籍資料須不斷更新，遇有官吏怠忽或社會動亂，戶籍不全，政府便無法徵稅。

除上述問題外，安史亂後，戰亂頻仍，戶籍散佚，土地荒蕪、人口流散，使租庸調制更難以施行，政府面臨財政危機。因此，到德宗的時候不得不放棄租庸調而改行兩稅制。

‧唐代後期的兩稅制──
公元780年（建中元年），楊炎向德宗建議施行兩稅制。辦法是先由政府計算來年全國支出，量出為入，制定來年全國應繳稅額，然後按每戶所擁有田地的多寡貧富，分為九等徵收，每年分夏秋兩季以錢繳納。換言之，就是將租庸調合併於田租徵收。

兩稅制遠較租庸調簡單，用錢繳納，減少了繳納實物的麻煩；其次，按貧富定稅額也較為公平；而政府量出為入，也可以解決國家財政問題。在當時動盪的局勢下，兩稅制對緩和民生和穩定國家財政，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兩稅制便代替了租庸調制而成為唐代後期的賦稅制度。

其後，宋代田制仍沿用唐末五代私有的形式，除部份田地屬政府所有（如軍隊的屯田、招民耕種的營田、諸王的官莊）外，其餘皆准許人民自由買賣。故人民負擔的賦稅主要分三類，即賦稅、力役（差役）和商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