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荊州一詞已經出現，《禹貢》指出「荊及衡陽為荊州。」它的範圍是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春秋戰國時期併為楚地。秦朝推行郡縣制，自漢水以北設置南陽郡，自漢水之南為南郡，巫中地為黔中郡，滅楚後分黔中置長沙郡。秦亡漢興，漢高祖分長沙置桂陽郡，改黔中為武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漢武帝時又分長沙為零陵郡。繼後設立十三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東漢末期，增置章陵郡。建安十三年，曹操取得荊州，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赤壁之役後，荊州被曹操、劉備和孫權瓜分。後來荊州盡歸曹魏和孫吳。曹魏之荊州統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孫吳之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至於荊州的行政區域，即是今天漢水中下游地區及長江中游的大部分，包括湖北、湖南全部，以及江西、河南南陽一部分。

荊州的自然地理方面，它的地勢是西高東低，秦嶺、武當山、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婁山等山脈聳立在荊州的西部，東部則是由長江、漢水沖積而成的江漢平原，地勢平坦，河湖縱橫。不過先秦時期的荊州，平原反而是浩渺的江湖，人稱雲夢澤。隨著自然界的變遷，雲夢澤逐漸變為平原。此外，荊州也是「平原廣澤」的地區，在廣闊的江漢平原上，既有貫通南北的漢水水系，也有橫貫東西的長江水系。同時更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河流湖泊的存在，對荊州的發展影響極大。首先，長江和漢水携帶著大量的泥沙，泥沙的沉積導致江漢平原的產生，平原土壤大部分是沖積土，土質疏鬆和肥沃。其次，農業生產需要水流灌溉，河湖密布的地方，可以提供水源灌溉。由此可見，荊州具備了農業發展的優良條件。

但是從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荊楚經濟發展的論述，我們看到西漢初期或以前荊州的經濟情況頗為落後。司馬遷表示「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羮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然而荊州的南陽郡卻經濟蓬勃。西漢政府在當地設有鐵官專司冶鐵事務，南陽出產的鐵農具不僅被本地農夫使用，部分還遠銷至江西、陝西，甚至新疆地區。南陽郡亦興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促進農業快速發展，因此南陽的宛城成為西漢五大都會之一。由於南陽經濟發達，東漢政權創立者劉秀以該地為其復興漢室的基地。不過，整體而言，在兩漢時代，荊州與北方地區比較，它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差。王玲撰寫的《漢魏六朝荊州地區的經濟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一書對此作出解釋。她說：

在兩漢大一統社會裏，長安及洛陽先後成為首都，政治中心位於黃河流域，為其統治提供經濟支撐的基本經濟區亦位於北方。……因而，首都、京畿地區、地方重鎮及交通要道附近地區受到中央政權的特殊重視，在經濟上有著更多的發展機會，而偏離基本經濟區的地區經濟發展相對受到冷落。……偏離基本經濟區，加之集權體制下挹地方以注中央的經濟模式及內斂效應，使得距中央較為偏遠的地區經濟發展缺少必要的投入，制約了經濟的增長，因而漢代荊州地區經濟難有大的發展。

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和顧祖禹具體分析荊州的戰略價值。顧炎武認為荊州「居江左上游，介巴蜀之會，瀕城東北，納沮澤諸滙，綿亘數百里為江陵天險，曰海匱，亦曰北海。三國時北得之則據吳楚上游以制南土，南得之則據襄漢要地以圖北方。」顧祖禹的論析，較顧炎武更為細緻，他說：

湖廣之形勝在武昌乎？在襄陽乎？在荊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何言乎重在荊州也？夫荊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故曰重在荊州也。何言乎重在武昌也？夫武昌者，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故曰重在武昌也。何言乎重在襄陽也？夫襄陽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併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者，故曰重在襄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