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晚清自經歷鴉片戰爭之後，有志之士漸漸地洞悉學習西方知識的重要，而譯書的工作亦愈來愈備受重視。據梁啟超〈西學書目表序例〉（1896年）的統計，在前此二十多年間，江南製造局、北京同文館及在華外國教會所譯西書，「可讀者」約有三百種。其中大部分是科技書籍。至於政治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譯書，數目雖少，總算為中國知識人士提供了一些新知，有助他們於認識西方以至世界發展的大勢。譯書以外，還出現了一些由中國學者所撰寫的介紹外國歷史、地理和社會風俗的著作。如王韜（1828－1897年）《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和黃遵憲（1848－1905年）的《日本國志》等；一些出洋遊歷考察的人士，回國後發表了不少日記或遊記，比較著名的有：斌椿的《乘槎筆記》，志剛的《初使泰西記》，張德彝（1847－1918年）的《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王韜的《漫遊隨錄》，薛福成（1838－1894年）的《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等。由是，西學的傳播變得多種多樣，除傳教士或私人的參與外，政府開始創辦譯書機構。翻譯西書量亦愈見愈多而且廣，而上海更成為譯書的重鎮，大大啟發了時人的學識和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