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虎次郎，Naitō Konan）的《支那論》和宮崎市定（Miyazaki Ichisada）的《支那史》，都把宋代作為中國「近世」的開端，強調唐宋變革的劃時代意義，從而形成了「宋代近世說」。這種觀點對日本東洋史和國際漢學界影響頗大。具體一點地說，內藤湖南的《中國近世史》認為，唐宋之間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有全面性的時代變化，乃稱此後為「近世」；宮崎市定的《亞洲史論考》上《東洋之近世》繼承前說並加以發揚，從世界史的觀點，對「近世」的概念予以再構成，而將宋代以後的中國作為「近世文藝復興的時代」。

從縱向的歷史演進來看，唐代中葉開始的社會結構演變，至宋代基本上形成了新的局面，具體地說，土地制度、賦稅制度、政制結構、階級關係、思想文化以至習俗觀念等各方面，均明顯地與此前不同，經濟重心的南移與文化結構的變遷，開啟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階段，逐漸顯露出中國傳統社會後半期的時代特色。

從橫向的時代剖面來看，作為中原王朝的宋朝，各個區域的發展明顯不平衡，先進地區和落後地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很大；而相峙並存的各個民族政權，其社會結構、發展階段和發達程度又各有不同，加上相互間的矛盾和爭鬥，激化了社會發展的落差。宋代社會本身存在的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包括民族、階級的深刻矛盾，以及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亦因此而深化了。扼要地說，在宋代這個新舊交替、賡續、創新的轉折時期，凝聚著激烈的衝突和並存的矛盾，正籠罩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

衝突與轉折的時代特徵，主要表現於：

一‧ 國勢的不振和專制的強化，與經濟技術的躍進和學術文化的繁榮並存；
二‧ 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氣概，與文恬武嬉的風尚並存；
三‧ 主張務實、強調致用的理念，與空談義理、性命的學風並存；
四‧ 要求變弊變法和創新的思想，與因循苟且和守舊的風氣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