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強調：「中國史學莫盛於宋。」要理解宋代史學繁盛情形，應當從整個文化史角度作深入探討。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認為，宋代是經學的變古時代，「變古」二字足以說明宋代學術與前代學術不同之處，體現出中國學術在宋代發生了一次更新，在史學方面亦是一次大更新。

宋代史學思想的時代特色是理性思維的發達，吳懷祺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宋遼金卷》（合肥：黃山書社，2002年）指出：「大多數史學家具有多重身份，他們既是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很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是異常活躍的風雲人物，同時又是一代大思想家、理學家。……宋代史學群體這樣的一身多任特點，造就出獨有的史學風貌。他們的史著一般都沒有局限在記時敘事的要求上，而是展開了對宇宙、對社會人事、對歷史盛衰變化、對社會出路的更深的思考，以探求天人之理。」

吳懷祺又說：「宋代理學家的歷史觀是古代的大歷史觀，宋儒把史學思想提升到哲理的高度上。宋代史學家論歷史盛衰，希望再造一統盛世的理念，是宋代史學思想的又一引人注意的內容。……在朝廷多事之秋，史學家、思想家都努力使學術經世，作有用之文，以天下為己任治史、治學，既不是為仕途升遷，也不是為增殖田產，而只是為追求自己的信念。宋儒的經世觀念是中國史學思想史的優良傳統。」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宋代史學從開闊的角度反映這一時期的世界歷史大變動，既是中國各民族的歷史記錄，同時也是中外交往的記錄。另一可注意之事，是史學家重視對歷史的借鑑，使歷史的借鑑意義得到充份發揮，借鑑歷史也因而成為開明政治的內涵之一。但歷史學的借鑑功能並不是無限的，只有用變通觀點總結歷史的盛衰，史學始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也是宋代思想留下的啟示。

北宋史學有兩大流派：其一，是歐陽修的廬陵史學，其價值在於開風氣，疑古有據，知今論古；其二，是司馬光的涑水史學，重考訂，論盛衰，既重古亦重今，講求名分和禮制，以期達到「致君堯舜」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