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大師陳寅恪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永遠之瑰寶。」國學大師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天水一朝其實就是宋朝的代名詞。《宋史》中的《五行志》云：「天水，國之姓望也。」意思就是說，天水是宋朝皇帝趙姓的發源地，宋朝皇族的郡望，就是天水。「郡望」的原意指世居某處，而為當地的人所仰望。天水在今甘肅通渭縣。

以隨筆、雜錄形式編纂的筆記類著作，到宋代已進入成熟和繁榮的階段。宋代筆記留存至今的有二百多部，較唐代多了一倍以上，按照其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一）小說故事類筆記，包括志怪小說、傳奇故事、瑣語雜俎，在文學方面成就不高，但保存了很多社會、文化資料；（二）歷史瑣聞類筆記，包括史事掌故和見聞記敘，內容較為真實，增加了史料成分；（三）考據辨證類筆記，包括考證經史、辨析名物、注疏校勘、評論辨偽等，宋代筆記多於敘事之中間雜考辨，或於考辨之外兼記雜事，因此有考辨內容的筆記為數頗多，當中的學術成果是值得重視的。

宋初開寶九年（976年），全國有三百多戶；北宋中期慶曆八年（1048年）增加到一千餘萬戶，北宋後期崇寧、大觀年間增至二千多萬戶。戶數的年增長率，約為1.1%。宋代戶口統計中有一個較奇怪的現象，是戶口數目與人口數目不相稱，例如天禧五年（1021年）全國戶數為八百餘萬，但人口僅一千九百餘萬，每戶平均不到三人，而漢、唐時期每戶平均人口均在五人以上。

造成「戶多口少」的原因有兩說：一說是由於「詭名子戶漏口者眾」，許多人家用析產分戶的辦法，把一戶變為多戶，降低戶等以逃避賦役，此外還有隱匿人口以逃避丁口之賦的情形。另一說是由於宋代戶籍只計男口不計女口，甚至只計丁口而不計老幼和女口。只有在災年的時候，地方臨時作賑濟戶口統計時，才男女老幼生齒畢錄，平均每戶人口都在五人之上。據一戶五人的平均數計算，北宋後期的人口已超過一億，超過漢代人口最高時五千餘萬，唐代開元年間約六千萬人，而且這個數目並不包括當時中國境內遼、西夏、大理、吐蕃、回鶻諸民族政權的人口。

宋代很多著名的士大夫都出自單親家庭，例如歐陽修四歲時父親便去世，母親鄭氏發誓守節不嫁，親自教他讀書，由於家貧，只好用荻杆在沙地上練習寫字。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去世，母親謝氏改嫁給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改名朱說，長大後才恢復原來的姓氏。究其原因，是由於中國古代醫療水平仍然欠佳，生活環境較差，加上自然災害和戰亂等影響，宋人平均壽命只有三十餘歲，遠遠低於現代人，所以宋人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的情況比較普遍，而刻苦上進者又有機會藉科舉入仕。

宋代嚴母教子的例子很多，嚴父的故事卻不突出。例如寇準幼時貪玩，喜歡飛鷹、走狗，有一次惹怒母親，用秤錘砸他，中足流血，寇準從此醒悟，發奮上進。成為宰相後還經常撫摸著腳上的疤痕，思念母親。宋人已認識到母親溺愛子女的害處，司馬光就曾明言：「作為人母，不患其不慈，而患其只知愛而不知教。」宋代重視文化和教育，有較多女性能夠讀書識字，或親自教兒女讀書，或嚴加督促。

宋代君主對臣下的自稱，曰「朕」，曰「吾」，曰「我」；對大臣、近臣，以稱「公」或「卿」為最得體，也可以用人稱代詞「爾」、「汝」、「汝等」、「汝曹」相稱，或直呼其名。有的君主曾用官職稱呼大臣，以示厚待；大臣往往上表固辭，表示不敢當。對於個別貴近之臣，君主亦用家人之禮相稱，如宋太祖叫趙普之妻為「嫂」，宋太宗叫石熙載為「兄」。

臣與在位君主對話，口頭和書面都以稱「陛下」為常；在其他場合，則稱「上」、「今上」、「聖上」、「主上」、「帝」、「皇帝」、「天子」等。臣對君自稱，男子曰「臣」，女子曰「妾」。對已去世的君主，通常稱以廟號如太祖、太宗；有時用廟號的變體，如稱仁宗為仁祖、仁聖、仁廟、仁皇；或稱以謚號，如稱仁宗為「神文皇帝」、神宗為「英文烈武聖孝皇帝」；或稱以尊號，如稱徽宗為「道君皇帝」、高宗為「光堯皇帝」；或稱以山陵，例如仁宗山陵名永昭陵，所以稱仁宗為「昭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