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首先，談談文化的內涵及其外延。「文化」一詞，在中國古代，經歷了由「文」與「化」各自為詞到組成「文化」一詞的過程。「文」的本意是指色彩交錯的紋理；引伸為裝飾、修整、人為加工和包括語言、文字在內的各種象徵性符號，再引伸為文物典籍、禮樂制度、言辭文章等。「化」的本意為生成、造化、變易等，指的是兩種事物一方或雙方的形態與性質發生變化。「文化」成為一個固定詞，是在西漢，含有「以文教化」的意思，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與武力征服相對應。

在西方，「文化」一詞也帶有「以文教化」的含義。英文culture源於拉丁文cultura，其本義為耕作、居住、練習、留心、注意、敬神等，英文引伸為對樹木和禾苗的栽培，進而擴展為對心靈、知識、情操和風尚的塑造與培養等。在西方語文中，「文化」引伸為個人素養、社會知識、思想方式、藝術成就等內容。西方所說的「文化」，更多地展現了由物質生產活動引入精神生產活動的文明進化特點。現時中外學界關於「文化」的定義，已由百多個發展為二百多個，不勝枚舉，莫衷一是。由於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文化，所以不妨由近代中國學者的說法入手。

早於二十世紀初年開始以新角度研究中國文化的先驅學者梁啟超，在〈甚麼是文化？〉一文中說：「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積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所謂共業，就是包含人類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各種業果。文化與生活息息相關，教育家蔡元培談到美學時就認為「文化是人生發展的狀況」；哲學家梁潄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的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又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強調，文化「是生活的樣法」。政治家、思想家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甚麼？〉一文中，進一步認為「文化是對軍事、政治、產業而言」，文化的內容「是包含著科學、宗教、道德、美術、文學、音樂這幾種」。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文化之特質》中說：「文化即是人類生活之大整體，匯集起人類生活之全體即是文化。」

至於「文明」之意，是從人類的物質生產引伸到精神的昌明。《尚書》〈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之語，唐人孔穎達疏曰：「緯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易》〈乾‧文言〉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句，孔穎達疏曰：「天下文明者，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有文章而光明也。」現代中文裏的「文明」，是英文civilization的對譯，英文「文明」源於城市，表示城鎮社會生活的秩序和原則，是與「野蠻」、「不開化」相對應的概念。因此文明含有進步、進化的意思。中國學者認真區分「文明」與「文化」，始於胡適，他在〈我們對於西化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將文明定義為「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而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近代日本人對「文明」一詞的使用，是值得注意的。明治維新的口號之一，是「文明開化」。福澤諭吉的《文明論之概略》一書，把人類社會進程分為野蠻、半開和文明三個狀態。英國的「文明史」，也被譯介到日本，這對近代中國史學有一定的影響，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著《支那文明史》被譯成中文，1903年由上海競化書局出版，是明顯的例子。《支那文明史》共有十一章：（一）世界文明之源泉及支那民族；（二）原始時代之神話及古代史之開展；（三）支那民族從西亞細亞來之說；（四）學術宗教之變遷概說；（五）政治上之觀念及君主政治之發展；（六）曆數地理之發達變遷；（七）建築土木之發達及變遷；（八）文字書法及繪畫之發達變遷；（九）支那之應用歐洲印刷術；（十）音樂雜劇及樂器之發達變遷；（十一）金屬之使用及舟車。此書屬於草創之作，引用資料頗多錯誤，議論也有可議之處，但畢竟是第一本綜述中國文明發達史的著作。由中國學者撰寫自己國家的文明史、文化史，是稍後的事。關於這本書，我們還要指出三點：第一，稱中國為「支那」不一定有貶意，「支那」一詞早見於中國佛經，福澤諭吉以「文野之戰」來比附中日甲午戰爭，揚言「文明」的一方戰勝「野蠻」的一方，致使「支那」在日本漸成蔑稱；第二，「中國民族西來說」在中國引起很大回響，在民族學、文化學、歷史學和考古學等領域之中，都先後有過討論，出現了大量著作；第三，印刷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後來傳到歐洲，但西方並不完全接受這個事實，並有德國古騰堡發明印刷術之說，書中〈支那之應用歐洲印刷術〉一章，容易使人將近代的「應用」和古代的「源流」兩者混為一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