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幼年苦學成才 （1887－1898）
柳詒徵出生於詩禮家庭，書香世代。然而，其父早逝，家道中落，生活困苦，自少便與母親相依為命，沒法到學堂接受教育。幸而，其母略懂經籍，故親自督導柳詒徵學習。在她的嚴厲管教下，柳氏幼時已學習古文唐詩，四書五經，並抄錄詩人如鮑皋、余京、張曾、李御等的詩詞。柳氏曾在〈我的自述〉中回憶說：「自七歲至十五六歲，逐日念生書，背熟書，止有臘月廿日以後，可以自由看書、抄書、遊戲。其餘讀書之日，自天明起即背書。各書不背完，不能吃早粥。」而其舅父的友人孫維祺為一有名的書法大家，也指導柳氏抄寫《說文系傳》，藉此，奠定了書寫篆字的功夫，以及掌握解讀古文的能力。

1896年，柳氏應童生試，進入府學讀書，成為禀膳生員。由是，年紀僅有十六歲的柳氏有機會博覽群書，求學於大家，學問大增，除了認識歷史沿革、典故紀聞外，還認識了不少清代名家的治史經歷，從而啟發了柳氏走向史學研究的道路。早於1894年爆發了驚動全國的中日甲午戰爭，刺激了部分清末士子的圖強雄心，變法救亡的呼聲日益高漲。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百日維新的變法運動亦於1898年推行，惜只維持了一百零八天便告吹了。而在變法的巨輪下，柳詒徵無法走回傳統科舉制度下入仕之途，只好轉而接受新的挑戰。

■ 2. 少年走向文教 （1900－1926）
1900年，二十歲的柳氏進入了南京江楚編譯局，從事編譯教科書的工作。令柳氏意想不到的是，因緣際會下能夠認識當時著名的文史學家繆荃孫，並得以成為繆氏的學生。藉著與繆氏的關係，柳氏有機會到日本考察，主要了解當地的學校建設、課程設計、教材編撰等，大大打開了柳氏的眼光，確定了「辦學校、開民智」的重要性。

回國後，柳氏積極投入近代中國的教育事業中，先後創辦了南京思益小學、江南中等商業學堂、鎮江大港小學、江南高等學堂等，並負責教授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等科目，此外，也陸陸續續撰寫教材如《歷代史略》、《中國教育史》、《中國商業史》、《商業道德》等，著意培訓人才。

1915年，柳詒徽受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江謙之的聘用，出任為國文及歷史學科的教員。當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可以說是東南地區的重要學術中心，後改名為「東南大學」，議訂學制，加強師資，而柳氏專任歷史系教授，主要教授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各國史、印度史、中國政治制度史以及各家文選等。此外，他還推動學術研究，曾與吳宓等創辦《學衡》雜誌，更鼓勵學生如繆鳳林、景昌極等出版《史地學報》、《文哲學報》等，加強師生之間的研習風氣。可是，1925年，因發生了「東大學潮」，遂令柳氏毅然辭職。其後的一兩年間，曾到東北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大學等學府任教。

■ 3. 壯年開展圖書館事業 （1927－1937）
踏入北伐時期，社會動盪，流離失所的柳詒徵於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出任圖書館館長一職，歷時十載之久。在柳氏的管理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得到長足的發展，尤其是在充實館藏方面。他首先著眼於開源節流，把節省回來的資金都應用到購置圖書上，並千方百計地在各省羅致珍本善藏書。在他管治的十年內，藏書量由原先的五萬冊，增至二十四萬冊了，成為當時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之一。

此外，柳氏為了促進圖書館的使用率，故把開放的時間延長，又為長期讀者提供住宿的服務。據1930年的紀錄，國學圖書館全年開放日數達274天，到訪人數有3,293人，借出書籍有3,881種，共27,080冊之多，與當時公共圖書館的使用率相比，可以說成績甚為彪炳。還有，他又積極整理館內的古籍，把它們分類編目，並聘請了目錄版本學的專家學者如王煥鑣、范希曾等協助主理，完成《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三十六冊。而且，柳氏又提議復印館藏的宋元刻本、名著孤本、名家稿本與墨寶等，以廣流播，方便學人閱覽。同時，又創刊《國學圖書館年刊》，目的在於推動學術研究的工作，除撰寫論文之外，還負責審閱所有來稿，以確保期刊的學術水平。

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日本展開了侵華的行動後，柳氏有感要鼓勵大眾群起抗日，便刻意大量複印《經略復國要編》、《遼事紀聞》等關於復國以至抵禦外敵的書籍。他希望這些文字可以喚醒國民的「抵禦外侮、反抗強敵」的愛國情緒，共同激發抗日的力量。此外，由於戰事的緣故，柳氏把一大批館藏古籍裝成百多箱，運到南京的朝天宮地庫和蘇北興化縣的羅漢寺、觀音閣等地。本以為可以妥為保存，惜南京淪陷，大部分典籍亦難逃一劫，全遭日軍焚燬，這令柳氏抱撼不已。

■ 4. 晚年克盡學人本色 （1938－1956）
抗戰時期，柳氏如百姓一樣過著漂泊避難的日子，先後走難到杭州、上海、蘇北、重慶等地，從事教學和撰書的工作。曾到中央大學文學院任教，指導研究生，並撰有《國史要義》，是一本總結其史學思想的名著。

中國抗日勝利後，柳氏便積極籌謀如何接管和保存圖書文物的工作，曾致函〈接收收復圖書文物〉於教育部，提出「須對敵偽劫去之圖書文物，徹底追查，各歸其主」，並「嚴密關防，勿令彼方所留職員得乘敵我交替之時，隱藏盜竊」，務求教育部多加重視，以期早日物歸原主。此外，柳氏亦立即部署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的工作。他銳意盡快重開圖書館，故親自編修《國學圖書館現存書目》，並率領員工整理圖書，把十多萬圖書安排上架，以早日振興中國文化事業為目的。其後，他積極參與各種文化學術活動，如1947年出任國史館兼職纂修、194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的歷史學科組院士、1949年出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圖書組主任、1951年出任上海市圖書館籌備委員會委員，更在1951年回到家鄉，任鎮江市文物名勝保管委員會委員等。

1956年初，柳詒徵因勞累過度，體力不支，重病在床，最終辭世於2月3日，享年77歲。可見柳氏晚年孜孜不倦地為家鄉甚至中國的文化事業努力，貢獻良多，值得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