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柳詒徵對歷史知識的看法，可以了解他所談及的三個特點、四個方法和五個元素的最終理念，就是提倡學術離不開現實生活，歷史的最終目的是在乎個人的應用。他曾在〈史地學報序〉中談到：

莊生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知局於方寸，年域於大齊，惡有所謂小大，小大之辨，學其樞也。居今日而窮皇古則年大，作一室而燭全球則知大。哲理政術，胥從是出，廣宇長宙，萬物皆備，故吾嘗謂人類心量，當以所得於歷史地理之知識為差，大人者至此知者也，小人者靡所知者也，舉一國之人，跼蹐於數十年中，食飲作息之事，釣游賈宦之所，而外此則充耳不聞，眼目不睹。豈惟其國必殆、其種族決無倖存之理，吾國之學者……殆無不喻于此，雖其知識有等差，其正鵠大人之學一也。

由此之故，柳氏肯定「學術有用於世」的價值。而歷史的應用「不但用此以處理一己之事，且可因此以推之各方面。如國與國之關係，種族與種族間之關係等等」。這點與另一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的見解同出一轍，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在鑒古而知今……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變，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鑒古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得見柳錢二人皆強調歷史知識的重要性。

此外，更重要的是，柳氏進一步指出，「歷史的事實，有些是有因果的，有些又無因果」，例如因著歷史和地理的不同，每一個地方也會發展出其獨特的民族性，是故「英人有英人的特性，俄人有俄人的特性」，這是有因果的表現；然而，即使同是「宋之後裔而居魯者」，則未必人人皆可成為聖人孔子了，孔子的成功全在乎其個人的才能，故無因果的成分。在柳氏心目中，「歷史的最後，還是無因果的，須憑個人自己去造因果」，故此，處世之道在於「應當在無因果處用力，來適應環境，適應歷史」，個人如是，國家也如是。此外，他還表現出對中華民族的熱忱和愛護，強調「居這種偉大的國家，有這種偉大的歷史，須能不辜負此國家，不辜負此偉大的歷史，這是我們所應當共勉的」。

由此可見，柳詒徵闡釋歷史知識的著眼點在於史學的功能，肯定歷史就是人類過往的活動和經驗的總結，可以供現代人鑒古知今。他曾說「我所希望於研究歷史的人，並不在乎成為考據家或歷史家，而在乎自己應用」，故他又非常重視歷史工作者的品德，「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為人類謀幸福，為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啟亂飾姦」，得見其不僅重視史學的應用性，還在史家的史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