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詒徵憑著多年來從事教授歷史學的經驗，對於如何獲取歷史知識，方法有四，分述如下：

第一、選擇恰當的歷史教本：他認為人生短暫，而史事卻繁多，不論是過去的或是現在的歷史，我們也「應留心」。而且，除了注意本地的歷史外，還要對「外國的史事，也應考究」。然而教科書只是屬於「魚網式」的設計，「雖則能有綱有領，但是中間盡是空穴」，即如「乘火車一樣，從起點到終點，時間固很快，但是沿途的一切情形，都祇是一瞥而過，沒有得確切的真相」，故要認識歷史的全面性，則「最好還是看《紀事本末》、《通鑑》、《易知錄》等，較為有用」。柳氏強調唯有研讀這類的歷史讀物，才「能夠得看他 [歷史] 的一切經過情形，方不至有所誤會」。

第二、運用考據的方法：考據就是考訂史料的方法，講求考證的功夫。與柳氏齊名的歷史學家陳垣有言「考證貴能疑其疑而後能致其思，思而後能得期」，故從事考據需要有良好的判斷能力。在整理歷史文獻的過程中，它是整理與鑒別史料的重要法門，這可以包括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訓訪、輯佚等幾個方面。由是，柳氏認為「考據的方法，是一種極好的治學方法」，不過，他亦提出「須慎防畸形的發達，不要專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的用功，而忽略了全部」，而必須要顧及歷史的整體性。

第三、必須了解史書的體例：柳氏指出中國古籍中，「史之有例，亦惟吾國所獨創，他國史家莫之能先」。事實上，「古代史籍體制孔多，申叔時所舉，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諸種。後世體制，要皆有之演進。其最著者，則本紀，世家、表、書、列傳都出於《世本》也。……史體相沿，有演變綜合而無創作。而人事之有聯屬者，必各有特質分著於某篇某體之中。縱橫交錯，乃有以觀其全，而又有以顯其別。」不過，即使「官局修史，雜出眾手，要亦必有共循之例」，故此，「治史學者就其全書尋繹，亦可見其例意」。在眾多中國史書的體例中，雖則「按史之為例，有去取焉，有差等焉，有聯散焉，有序第焉，有片語之例，有全書之例，有編年與紀傳相同之例，有二體獨具之例」，但是，史書多有一定的體例，「由動作事為皆有規律，至於記言記事，亦必有共守之規律。自王朝之史至諸國之史，一皆據以為書」，因此，治史者必需仔細閱讀體例，方能了解全書的內容要旨以及著書者的撰述原則。只要「治史者能如此用心，則觸處洞然，一切皆得是非之公矣」。

第四、培養民族的自尊心：柳氏認為中國人治史，應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但切忌過分標榜或輕視自己的歷史，以偏概全，而要切切實實地去認識和理解，這才合符治學之道。他曾娓娓解釋道：

「至於附會之病，尤有可為隱痛者，國不自振，誇大之習已微，以他族古初之蒙昧，遂不信吾國聖哲之文明，舉凡步天治地，經國臨民，宏綱巨領，良法美意，歷史相承之信史，皆屬可疑。其疑之者，以他族彼時不過圖騰部落，吾族似不能早在東亞建此大邦；復以輓近之詐欺，推想前人之假託，不但不信為事實，即所目為烏托邦之書，亦不敢推論其時合以有此理想。祇能從枯骨斷簡，別加推定，必至春秋戰國之紛裂，始能為秦漢之統一。而春秋戰國，秦漢制度思想之所由來，亦不能深推其故，至其卑葸已甚，遂若吾族無一而可，凡史跡之殊尤卓絕者，匪藉外力或其人之出於異族，必無若斯成績。此等風氣，雖為梁氏[梁啟超]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開之。故論學立言，不可不慎。不附會而誇大，則卑葸而自誣。程子所謂與學者言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者也。斯賓塞既深譏愛國之偏，又歷陳砭國之失，學者倘研閱其說，或亦可補劉[劉知幾]、章[章學誠]、梁氏諸說所未備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