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指出人類之可貴是在於「優勝於其他生物者，以其富於記憶力與模仿性，常能貯藏其先世所遺留之智識與情感」，他仔細地說：

「各人在世生活數十年中，一方面既承襲所遺傳之智識情感；一方面又同時之人之智識情感所薰染；一方面又自浚發其智識情感；於是復成為一種新業力以貽諸後來。如是展轉遞增，展轉遞蛻，而世運乃日進而無極。此中關鍵，則在先輩常以其所經驗之事實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導後輩，後輩則將其秉受之指導，應用於實際生活，而經驗與推想皆次第擴充而增長……先代所指導所暗示，常能以記誦或記錄的形式，傳諸後代，歷數百年千年而失墜。其所以能遞增遞蛻者皆恃此。」

由此「歷史」便油然而生了，也是人類寶貴的財產。他強調歷史是「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因此，「中國史」即是「專述中國先民之活動供現代中國國民之資鑒者」。具體來說，歷史是可以「綜合彼參與活動之種種體，與其活動所表現之種種相，而成一有結構的敘述者」，而當中並不是僅僅指涉單獨的「個人」活動，而是強調整體的「人類」活動。由於「個人之生命極短，人類社會之生命極長……於是前代之人，恆以其未完之業遺諸後代，後代襲其遺產而繼長增高焉，如是遞遺遞襲，積數千年數萬年……其在空際有周遍性在時際有連續性者，乃史的範圍也。」於是，梁氏認為史家應講求歷史事件的延續性，「必尋出其因果關係」，歷史的目的在於：

「使國民察知現代之生活與過去未來之生活息息相關，而因以增加生活之興味；睹遺產之豐厚，則歡喜而自壯；念先民辛勤未竟之業，則矍然思所以繼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觀其失敗之跡與夫惡因惡果之遞嬗，則知恥知懼，察吾遺傳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矯之也。」

而梁氏期望史家的任務應以達成「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國史以供現代中國人之資鑒者」為著眼點。他指出古代中國的學術發展之中，當以史學為最早。並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史學發展進程裡，亦以中國的史學發展為「最發達」。這是由於中國很早便建立了史官的制度。梁氏有言「據《尚書》、《國語》、《左傳》諸書所稱述，確知周代史職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諸侯之國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他更強調「蓋人類本有戀舊之通性，而中國人尤甚；故設專司以記錄舊聞，認為國家重要政務之一」，由此之故，中國史官得以「漸成智識之中樞」；同時，亦因史官多為世襲，故又「漸形成國中之學問階級」。

然而，在梁啟超的眼中，中國「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者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因此，歷史需「為社會一般人而作，非為某權力階級或某智識階級而作」。同時，史學家也宜努力於「史之改造」，改變傳統史學的習慣，一方面需要瞭解「著書須問將以供何等人之讀」，要擺脫「舊史家殊不爾爾，彼蓋什九為死人作」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尋求「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打破所謂「明道」、「經世」這種「強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墜地」的惡習。梁氏強調歷史的記載是為活在當下的人類而形成的，藉此達到「歷史的人格者」。

甚麼是「歷史的人格者」？梁啟超解釋說，這是「以當時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實，此等人實為主動──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動──而其人面影響之廣大，幾於掩覆其社會也」。而且，他進而說明「歷史的人格者」與文化的關係，說出：

「文化愈低度，則『歷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為少數所壟斷；愈進化則其數量愈擴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繫於一帝王，教學之興廢，繫於一宗師，則常以一人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漸進，而重心移於少數階級或宗派，則常以若干人之首領為『歷史的人格者』。及其益進，而重心擴於社會之各方面，則常以大規模的團體組織分子為『歷史的人格者』。」

梁氏更斷言「歷史的大勢，可謂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趨於群眾的『人格者』」。他申論的說：

「史家之職，惟在認取此『人格者』與其周遭情狀之相互因果關係而加以說明。若夫一個個過去之古人，其位置不過與一幅之畫一坐之建築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是故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本位的歷史，實史界改造一要義也。」

由是，史家治史當要與現世生活構上關係。不然的話，「就史言史，費天地間無限縑素，乃為千百年前已朽之骨校短量長，果何為者」。此外，梁氏雖自言未必一定能做到「純客觀的史」，但是治史「務持鑒空衡平之態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並「終不可不以此自勉」。他亦語重心長的說：

「當如醫者之解剖，奏刀砉砉，而無所謂惻隱之念擾我心曲也。乃至對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辭，亦當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國民之自覺，然真自覺者決不自欺，欲以自覺覺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為今後作史者，宜於可能的範圍內，裁抑其主觀而忠實於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

這樣，才能夠符合作為良史的資格。有了良史，即可產生可靠的歷史，才能進入信史的時代。

梁氏以為「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專門史即如「法制史文學史哲學史美術史」，而普遍史則如「文化史」之類。前者講求治史者不僅要有「史學的素養」，也需要有「該專門學的素養」；而後者要求治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而史家在這兩者之間，「分途以赴」，繼而「合力以成」，則「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現」。

凡此種種，梁啟超重申治史者必須掌握事實，而「人類活動狀態，其性質為整個的，為成套的，為有生命的，為有機能的，為有方向的，故事實以敘錄與考証，不過以樹史之軀幹，而非能盡史之神理」。他進一步提出治史者應有「橫」和「縱」的考慮，言下之意，即是說：

「橫的方面最注意於其背景與其交光，然後甲事實與乙事實之關係明，而整個的不致變為碎件。縱的方面最注意於其來因與其去果，然後前事實與後事實之關係明，而成套的不致變為斷幅。是故不能僅以敘述畢乃事。必也有說明焉有推論焉，所敘事項雖千差萬別，而各有其湊筍之處，書雖累百萬言，而筋搖脈注，如一結構精桿之短札也。」

簡單來說，橫向就是「社會的生活」，而縱向便是「時代的生活」。梁氏更希望新史學的發展在於：一是「為客觀的資料之整理」；二是「為主觀的觀念之革新」，藉此尋求一套配合現代潮流的歷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