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直言治史就是「吾人將許多死的事實組織好，予以意義及價值，使之活動，活動的結果，就是供給現代人應用」。他提議可以透過（一）「鉤沉法」，即對於「已經沉沒了的實事，應該重新尋出」；（二）「正誤法」，即對於「有許多事實，從前人記錯了，我們不特不可盲從，而且應當改正」；（三）「新注意」，即對於「許多小事情，前人不注意，看不出他的重要性，若是我們予以一種新解釋，立刻便重要起來」；（四）「搜集排比法」，即對於「許多歷史上的事情，原來是一件件的分開著，看不出甚麼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來，意義就很大了」；（五）「聯絡法」，即對於「許多歷史上的事情，順看平看似無意義，亦沒有甚麼結果，但細細的把時間的歷史通盤聯絡起來，就有意義，有結果了」。大抵上，依循以上五個途徑來研究歷史，這樣的話，治史「必先有事實，纔能說到意義，有意義纔能說到價值，有意義及價值纔可說到活動」。

此外，梁啟超指出史家除了對相關課題有專門的學問之外，還需要有「普通常識」。他解釋說：

「單有常識，沒有專長，不能深入顯出。單有專長，常識不足，不能觸類旁通。讀書一事，古人所講，專精同涉獵，兩不可少。有一專長，又有充分常識，最佳。大概一人功力，以十之七八，做專精的功夫，選定局部研究，練習搜羅材料，判斷真偽，決擇取捨，以十之二三，做涉獵的功夫，隨便聽講，隨便讀書，隨意談話：如此做去，極其有益」。

得見梁氏十分重視治史的方法，以「勤於抄錄」、「練習注意」和「逐類搜求」為骨幹。還有，他更提示讀者如何掌握讀史的方法，他說：「如何讀歷史，纔能變死為活，纔能使人得益，依我的經驗，可以說有兩種，一種是鳥瞰式，一種是解剖式」。「鳥瞰式」意即讀者先了解整本書的內容大綱，不用急著探究，是一種「飛機式的讀史方法」；而「解剖式」意謂讀者需對書中內容仔細作一章一節的閱覽，是一種「顯微鏡的讀史方法」。梁氏更強調兩種讀史方法應同步進行，而不可偏頗，指出：

「一面做顯微鏡式的工作，不要忘了做飛機式的工作。一面做飛機式的工作，亦不要忘了做顯微鏡式的工作。實際上，單有鳥瞰，沒有解剖，不能有圓滿的結果。單有解剖，沒有鳥瞰，亦不能得良好的路徑，二者不可偏廢。」

值得留意的是，梁啟超對劉知幾的史家三長（史才、史學、史識）及章學誠的史家四長（史才、史學、史識、史德） 賦予一種新的意義。首說，史德方面，梁氏十分認同史學家應堅守個人的「心術端正」，但認為這「尚不足以盡史德的含義」。他指出歷史學家必須首重「忠實」。何謂「忠實」？梁啟超清楚地說明：「對於所敘述的史蹟，純採客觀的態度，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然他認為此易講難做，「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蟠踞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故此不免犯下「誇大」、「附會」和「武斷」的毛病。由是，史家「雖打主意力求忠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而事實上，「歷史事實，因為種種關係，絕對確實性很難求得的時候，便應採取懷疑態度，或將多方面的異同詳略羅列出來」，由是，梁啟超提出：「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是甚麼，照出來就是甚麼，有多重，稱出來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觀意見剷除淨盡，把自己性格養成像鏡子和天秤一樣。」

至於，史學方面，梁氏認同舉凡人類所有言行的紀錄都是歷史的範圍，這是「極其廣博」的。他坦言「一個人想將所有史料，都經目一徧，尚且是絕對不可能之事；何況加以研究組織，成為著述呢？無論有多大的天才學問和精力，想要把全史包辦，絕無其事。」在這種情況下，「凡做史學的人，必先有一種覺悟，曰：貴專精不貴雜博」。梁啟超用心地指出：

「我們應該在全部學問中，劃出史學來，又在史學中劃出一部分來，用特別興趣及相當預備，專門去研究牠。專門以外的東西，儘可以有許多不知，專門以內的東西，非知到透徹周備不可。所以我們做史學，不妨先擇出一二專門工作，作完後，有餘力，再作旁的東西。萬不可貪多。如想做文學史，便應專心研究，把旁的學問放開。假設又嫌文學史範圍太大，不妨再擇出一部分，如王靜安先生單研究《宋元戲曲》之類。……如此一來，注意力可以集中，訪問師友，既較容易，搜集圖書，亦不困難，纔不至遊騎無歸，白費氣力。」

由是，「專心而集中」是治史的一個重要條件。梁氏更進一步反駁「有人以為這樣太窄狹」，強調「學問之道，通了一樣旁的地方就很容易。學問門類雖多，然而方法很少。如何用腦，如何用目，如何用手，如何詢問，搜集，養成習慣，可以應用到任何方面」，故此，只要能好好掌握治史的方法，則能舉一反三，學問自有所成了。

再者，關於史識方面，梁啟超指出一位歷史學家必須擁有敏銳的觀察力，重視「讀書得間」，意即是「無論對於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觀察，並且要繼續不斷的做細密功夫，去四面觀察」，即使「旁人所不能觀察的」，也不能輕易放棄。梁氏具體地分析了兩種「觀察的程序」：

「（一）由全部到局部：歷史是整個的，統一的，真是理想的歷史，要把地球上全體人類的事蹟連合起來，這纔算得歷史。既是整個的，統一的，所以各處的歷史不過是此全部組織的一件機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國。

（二）由局部到全部：歷史為人類活動之主體，而人類的活動極其自由，沒有動物植物那樣呆板。……歷史沒有重複的時代，沒有絕對相同的事實。因為人類自由意志的活動，可以發生非常現象。所謂由局部觀察到全部，就是觀察因為一個人的活動，如何前進，如何退化，可以使社會改觀。一個人一群人特殊的動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響，發生變化。單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祇能看回頭的現象，循環的現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動作。對於一個人或一群人，看其動機所在，仔細觀察，估量他對於全局的影響，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觀察看不出來。」

得見梁氏十分重視這兩種觀察的法則，而且主要兩者「應當並用」，並緊記「不要為因襲傳統思想所蔽」，也「不要為自己的成見所蔽」。他總結地說：

「看一件事，把來源去脈都要考察清楚。來源由時勢及環境造成，影響到局部的活動；去脈由一個人或一群人造成，影響到全局的活動。歷史好像一條長練、環環扣接，繼續不斷，壞了一環，便不能活動了。所以對於事實與事實的關係，要用細密銳敏的眼光去觀察牠。」

因此之故，要有「卓越的史識」，則必須將個人的看法跟前人的研究，作出「平等的看待」和「超然的批評」。梁氏認為如能做到「某甲某乙不足，應當補充；某丙某丁錯了，應當修改」，這樣，才可以達到「敏妙的觀察」，而「真做學問貴能如此」。

最後，關於史才方面，這是涉及治史者的「作史的技術」，梁啟超指出當中包括「組織」和「文采」兩大主要項目。先談「組織」，即是「把許多材料整理」起來，換句話說，便是「全部書或一篇文的結構」。要組織各類資料，一方面則必須注意「剪裁」，梁氏認為「欲有好的著作，卻非割愛不可。我們要去其渣滓，留其菁華」；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排列」，梁氏指出書籍文章「中看不中看，完全在排列的好壞……不然，雖有好材料，不能惹人注目。就有人看，或者看錯了，或者看得昏昏欲睡。縱會搜集，也是枉然」。因此，他提議不妨「將前人記載，聯絡鎔鑄，套入自己的話裡」，又或「用綱目體，最為省事」，還可以「多想方法，把正文變為圖表」等，務求完整而有系統地整理史料，從而撰寫出條理分明的歷史著述。其次，就是「文采」，即是「寫人寫事所用的字句詞章」，好的文采取決於用語是否簡潔詞達和行文能否感動人心。凡此種種，梁氏點出貴乎於「多讀少作多改」的訓練上，他指出：

「多讀：讀前人文章，看他如何作法。遇有好的資料可以自己試作，與他比較；精妙處不妨高聲朗誦。讀文章有時非搖頭擺尾，領悟不來。 少作：作時謹慎，真是用心去作，有一篇算一篇，無須多貪作；筆記則不厭其多，天天作都好；作文章時，幾個月作一次，亦不算少，要謹慎，要鄭重。 要多改，要翻來覆去的看，從組織起到文采止，有不滿意處就改，或翦裁，或補充，同一種資料，須用種種方法去作，每作一篇之後，擺在前面細看，常看旁人的，常改自己的。一篇文不妨改多少回，十年之後還可再改。」

得見梁氏一反以往所提倡的「多讀多作多改」，而提出「多讀少作多改」的主張，認為只有透過這些「笨工作」，才可以有好文章出。

由是觀之，梁啟超著重史家的修養，必須具備史德、史學、史識和史才四種治史的態度。從其排列次序而言，得見梁氏較注重史德一項，對它先作討論，而對於講求寫作技巧的史才則放置最末。這點與劉知幾講求以史才為先，次為史學，繼而為史識；或章學誠增加史德於才、學、識之後，是稍有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