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為治史的範圍作了一個具體的分類，歸納起來，共分為五種專史，計有（一）人的專史，即舊史的傳記年譜一類；（二）事的專史，即舊史的記事本末一類；（三）文物的專史，即舊史的書志一類；（四）地方的專史，即舊史的方志一類；及（五）斷代的專史，即舊史的斷代史一類。誠如梁啟超自言專史的分類不獨以上五種，但「粗略分類，所有專史大都可以包括了」。他並對此作了一個深入的說明，詳述如下：

首先，關於「人的專史」方面，這是以人為主要的研究範疇，即「考察某一個人在歷史上有何等關係」。梁氏強調「一個人的性格興趣及其作事的步驟，皆與全部歷史有關」，由是，「凡真能創造歷史的人，就要仔細研究他，替他作很詳盡的傳。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當注意。大事看環境、社會風俗、時代；小事看性格、家世、地方、嗜好、平常的言語行動，乃至小端末節，概不放鬆。」他還進而提出史家應在每一個時代裡，宜先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然後「把種種有關的事變都歸納到他身上」，如此一來可以了解「時勢及環境如何影響到他的行為」，二來能夠體察「他的行為又如何使時勢及環境變化」。而從「人的專史」研究當中，史家自然得益於「第一，可以拿著歷史主眼，歷史不外若干偉大心物集合而成，以人作標準，可以把所有的要點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可以培養自己的人格。知道過去能造歷史的人物、素養如何，可以隨他學去，使志氣日益提高」。因此之故，個人與歷史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其次，關於「事的專史」方面，這是以事為主要的研究範疇，即「把歷史過去的事實看成為史蹟的集團，彼此便互相聯絡」。梁氏認為「要從[重]新把每朝種種事實作為集團，搜集資料，研究清楚。大集團固然要研究，再分小點，亦可以研究。凡集團事蹟於一時代有重大影響的，須特別加以注意」。進一步來說，他主張「研究歷史的人，應當挑出一極大之事，作為集團，把旁的事實，都歸納到裡面，再看他們的關係影響。」更提議不妨考慮「若干人分頭去把所有事的集團都弄清楚，那末全部歷史的主要脈絡就可一目瞭然了」。

此外，關於「文物的專史」方面，這是以文物典章社會制度為主的研究範疇，即把各種文物典章社會制度等「分別部居，一門一門的作去」。梁氏指出舊史中的書志「很籠統，很含混，無從下手，亦不容易研究明白」，故對於有志於「文物專史」的史家，他建議道：

「一部分一部分的研究，先分一個大綱，如經濟文藝學術民族宗教……等，一二十條，再於每條之下，分為若干類，如經濟之分為財政租稅；文藝之分為文學美術；學術之分為經史；民族之分為原始遷徙同化；宗教之分為道佛等。擇其最熟悉，最相近者，一個時候作一類，或者一個人作一類。久而久之，集少成多，全部文物不難完全暢曉了」。

簡言之，就是史家宜從小的項目入手，「愈分得細愈好」，而且「須上下千古，貫徹通融」。梁氏曾以經濟史為例，提出經濟史下有財政，財政之下又有租稅，租稅之下也有關稅，故宜先從關稅著手研究，諸如「中國外國及關於關稅的資料都要把他搜集起來，看關稅如何起源，如何變遷，如何發展，關稅不平等的原因事實影響如何，乃至現在的關稅會議如何召集，如何進行，關稅自主的要求如何運動，一一記載，解釋明白。」得見梁氏提倡治史宜「分小類」，以達成「分擔研究」的好處。

還有，關於「地方的專史」方面，這是以地區為主的研究範疇，即考察區域在「各時代發達之跡」。梁氏指出中國礙於「版圖太大，各地的發展，前後相差懸殊。前人作史，專以中央政府為中心，祇有幾個分裂時代以各國政府所在地為中心，但中心地亦不過幾個……究未能平均分配。」由是，他認為「如欲徹底的了解全國，非一地一地分開來研究不可。普通說中國如何如何，不過政治中心的狀況，不是全國一致的狀況，所以有作分地的專史之必要。」而且，他更提出作地域史的研究，宜「廣博點分」，則「可以分為幾大區，每區之中，看他發達的次第精細點分，可以分省分縣分都市。每縣每市，看他進展的情形。」因此之故，梁氏一貫主張以細目來作研究，只有「破下功夫」，慎密考察，則各地的「歷史風俗事故人情」可以顯露出來，屬於一項「用力甚少，而成效極大」的工作。

最後，就是「斷代的專史」方面，這是以時代為主的研究範疇，即了解各個時代的重要特色和轉變，是「全通史的模型」。梁氏反對舊史的斷代史專「以一姓興亡作標準」，認為這已是不合時宜的做法，這是由於「歷史含繼續性，本不可分。為研究便利起見，挑出幾樣重大的變遷，作為根據，勉強分期，尚還可以」，而執意於一家一姓的帝王興衰來反映時代，則顯得「毫無意義」和「太呆板」了。他主張「皇帝儘管常換，而社會變遷甚微，雖屬幾代，仍當合為一個時期。皇帝儘管不換，而社會變遷極烈，雖屬一代，仍當分為幾個時期」。而梁氏亦坦言「分期是勉強的，一方面不當太呆板……換一方面，又不當太籠統，粗枝大葉的」，有見及此，他仔細地把古代中國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春秋為一個時期，戰國為一個時期，兩漢為一個時期（或分或合均可），三國兩晉南北朝為一個時期，隋唐為一個時期，宋遼金元明為一個時期，清分為兩個時期」。從這種分期中，可以看出梁氏主要以「社會變遷」作準則，從中能夠體會到「思想學術政治經濟改換的大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