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一生追求中國的民主政治，投身於維新變法，為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他又努力汲取西方文化，學習新知，傾注大量心血和熱情於中國學術研究的工作上，著作等身，桃李滿門，對於近代中國的學術貢獻良多。而其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補編》，是他二十多年以來對史學研究的積累成果。雖然梁氏對於舊有史學有所批判，但他亦把中國和西方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互相結合，提出了新理論和新方法。無可置疑，梁啟超著重歷史研究的目的、對象、方法以及態度等，注重歷史的整體性、延續性以及個中的因果關係，也主張治史必須實事求是，客觀而科學，而史家亦具備應有的修養，這確為中國史學賦上「新意義」和「新價值」，也為史學入門者指引了歷史研究的根本寫作方法，故梁氏不愧是「中國史學近代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