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

《史記》所採用的材料，隨著時代的遠近而有不同，整體來說是十分豐富的。司馬談曾積聚和整理了不少史料，可能有些已撰寫成篇。司馬遷更花了很多搜集資料的工夫；但他對上古史事也仍免不少文獻不足之歎，所以春秋以前間有缺略，春秋戰國至秦代較為周全，漢朝建立以後的一百年間則最詳盡。材料的來源，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第一個來源是書籍和前代文獻。自經書以至諸子、騷賦等，幾於無所不採，還包括一些沒有整理成編的零散材料。在《史記》的不少篇章裏，對於參考過的書籍，都有清楚的說明，如《尚書》、《詩經》、《春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等三十種，沒有提及的相信為數更多。〈自序〉說：「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意思就是要把六經異傳綜合起來，百家雜語的可信程度不一，便不得不有所批判和取捨了。

第二個來源是檔案材料。司馬談、司馬遷父子都做過太史令，可以看到漢初的檔案如詔令、記功冊等，而採用作為寫史的材料；從〈惠景間侯者年表〉所稱「太史公讀列封」、〈儒林列傳〉所稱「余讀功令」等處可知。

第三個來源是親身遊歷和見聞。司馬遷曾經登涉名山大川，訪求史跡，這與後來撰寫《史記》有密切的關係，例如到山東看孔廟之於〈孔子世家〉、過長城訪秦舊事之於〈蒙恬列傳〉等。年代較近的史事，在當時不可能都有記載，是必須依靠本身的見聞和交遊的，《史記》中也有不少這類的記載，如〈項羽本紀〉贊中說「吾聞之周生日」、〈酈生陸賈列傳〉中說「平君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記事的內容。